今天，我不想安慰你说高考对人生并不重要,美国留学妈妈圈微信公众号文章

当我看见一群海归博士和一群北大清华的辍学生以及一群没有任何文凭的北漂一起，热烈地讨论着程序编写、市场开发……还有新款iPhone和当红美剧时，我感觉多年来头一次找回了已经失去的对于未来的信心。

去年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路过北京大学东门，看见一大群中年人聚在校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其中一位凝望着进进出出的大学生们说：“他们都是天之骄子。”眼神里闪烁着满溢的艳羡。

一望便知，这些中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千里迢迢送新生入学的家长，这是一年一度的人生礼赞。此刻，他们心中必定荡漾着对过往艰辛岁月结出硕果的心满意足和对锦绣般前程的无限憧憬。

我不禁也眺望了一眼他们身后夕阳余晖里的燕园——那是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地方。作为他们的同龄人，我对他们此刻的情怀感同身受。不过，作为一个有幸在这所“中国第一学府”深造过的昔日学子，我在那一瞬间又有些黯然神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那个北京大学了。

一

今年是我高中毕业30周年，自然也是我考入大学30周年，今年还是我的中学母校——上海南洋中学——建校120周年，我和当年的同学们正筹划在今年秋天组织一次全年级的同学聚会。为此，小伙伴们近来联系频繁。

聊得多了，我渐渐发现30年前的那场人生检阅在我同学们的人生记忆中打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那些高考中的幸运儿、后来上了名牌大学的同学，即便他们以后的事业发展并不顺利，也经常会不经意间在同学面前流露出一丝微妙的优越感。而那些当年高考中的失意者，则通常会在谦卑恭维的话语中夹带一两句难以察觉的尖酸暗讽……

当然，这些都不含什么恶意，毕竟同窗之情真挚而持久。但我有时忍不住会想，不知道30年前的“金榜题名”和“名落孙山”对小伙伴们的心理乃至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一考定终身”是今日社会主流舆论不遗余力抨击的目标，然而这充其量恐怕只是一个立场表达而已。高考、文凭、名校……这些元素在一个人的一生和社会阶层流动中所占的权重究竟有多大、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权重？依然是一个尚待严肃讨论的话题。回避这些真问题而去单单攻击高考这座“千军万马”争踏的“独木桥”、空谈“天生我才必有用”，就像一方面强化高考这根指挥棒、一方面又抨击所谓“应试教育”一样毫无意义。

更何况，在一个拥有1500年科举传统（比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短不了多少）的社会里，民间的“金榜”情结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烟消云散的。某种程度上说，今天名校文凭就是过去“进士及第”的移情，它所承载的是一种关于学问的源远流长的荣誉和崇尚。

不久前我和老友、同济大学教授张生在电视台一起做一集讨论高考的节目，他认为现在中国一些学校正在搞的“自主招生”可能蕴含重大黑幕，远不如一张试卷来的公开公正。撇开高校招生问题本身，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那些位高权重的特权阶层即便不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名校，也能为他们包办未来的灿烂人生（反过来说，那些寒门子弟就算拿到了名校的硕士、博士，晋升之途仍然逼仄）。但他们依然想尽门道要为下一代弄到这一块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金字招牌，这里面又揭示了什么样的隐秘心理呢？

二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芸芸众生，“高考情结”充其量只是给30年后再聚首的往日小伙伴增添了几分打趣拌嘴的作料而已。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它的力量是翻天覆地的。

将近100年前的这个时候，一个操着一口湖南乡下土话的年轻人踏进了北京大学，但他不属于那些意气奋发的“天之骄子”中的一员。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这座校园（这里说明一下，那时的北京大学校园不在现在北大的位置）里如火如荼地酝酿展开，这位未来注定要改写中国历史的图书管理员是以艳羡的眼光仰视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干学生领袖的。

1945年7月初，傅斯年、褚辅成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等民盟人士一行6人，组团由重庆飞赴延安，希望以中间人的身份，力促国共两党协力合作，推动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及战后的国家重建。期间，他专门花了一个晚上与傅斯年单独交谈，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他谈起当年五四运动时傅斯年的叱咤风云的情景，并称赞他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傅斯年相当知趣且又不失狡黠地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离开延安返回山城前，他应傅斯年之索欣然为其书一条幅——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今天重读这段往事，你也许会觉得这是文人间的一段佳话，是我的那些“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的同学们之间久别重逢时的玩笑戏谑的高级版。但这段风雅的文人佳话背后，却是一段堪称中华5000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血雨腥风。今天有人认为，他的那段北大记忆深刻地影响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政策。

三

为了安慰因各种各样原因在高考中失利的学子，社会主流舆论总是定期性地列举古今中外的许多例子，来证明从未上过名校、甚至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能够在各领域中取得杰出成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正规知识训练，使人们更不容易被陈旧的观念框框束缚，从而更容易作出重大创新。这是对“名师出高徒”的知识传承古训的颠覆，不过它如今已沦为另一种老生常态。

我当然非常希望这种舆论能够发挥作用，帮助那些十年寒窗、一朝落第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母舒缓精神压力和挫败感，激励他们未来的人生。

但我觉得，这付安慰剂和振奋激素要真正发挥正确的功效，需要我们首先对高考的真实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贬低高考和高等教育的价值、甚至将它说成是一种摧残，既不客观，也不负责任，最终比什么都没说更糟。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高考当然存在许多弊端，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拿被当代中国人视为一无是处的科举考试来说，它终结于1905年，当时的清廷重臣袁世凯是重要促成者。有人认为，正因为袁氏一生从未中过进士，所以他视科举为培养腐儒的桎梏。这话当然不无道理，如果袁世凯当年科场得意，也许中国历史上便真的少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干才。然而，我也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证明科场上出来的并非尽是腐儒——曾国藩和李鸿章皆不到而立之年即高中进士，张之洞则是西太后钦点的探花，张謇更是末代状元……他们都是当世无双的国之栋梁。

由此可见，科举绝非万恶之源，虽说它所考的内容已与时代的需要严重脱节，但通过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在中国古代的制度下仍是合理性最大的一种机制。只不过时代的变迁要求更多各领域的专业人才，科举这条陈旧的独木已难支撑起这一复杂的现代使命。

今天的高考也是这样，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高考和大学只是众多人才遴选和培养机制中的一个而已，虽然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拥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履历的人理应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但我的没有上过名牌大学的同学也没有理由感到自卑或愤愤然。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他们的人生中也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履历——那些是我所不拥有的。更重要的是，我的那些显赫文凭只能代表我的过去，它们丝毫不能让我在今天比没上过大学的同学更成功。

我们应该真诚地相互欣赏，而不是伪善地自我贬损。这才是一个真正能够鼓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努力实现自我提升的好的社会。

四

近来我因为受朋友的鼓动略略涉足新媒体世界，经常与一些互联网企业打交道。

两个月前，当一位满脸稚气的互联网企业的联合创始人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找到我时，说实话我的内心还是相当有触动的。这个24岁的小伙子曾经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但为了创业毅然中途辍学。而他所在的这家目前已有近百员工、即将在新三板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不过是一个出生于1990年的大男孩，但他的情商令我这个几乎可以做他父亲的“资深媒体人”印象深刻。

与这群年轻人接触多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偶像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公司年龄稍长的另一个联合创始人、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小伙子在和我聊起那位黄姓董事长时说：“他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但我认为他是个天才。”

在北京他们公司的办公室里和他们办公楼的电梯里，当我看见一群海归博士和一群北大清华的辍学生以及一群没有任何文凭的北漂一起，热烈地讨论着程序编写、市场开发……还有新款iPhone和当红美剧时，我感觉多年来头一次找回了已经失去的对于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