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琪

1990年，现任美国布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李瑾在论文里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表述一个人在学习方面的“成就动机”？

最终她在中文里找到了一个词“好学心”，但由于这是个中国特有的学习概念，英文只能翻译成拗口的“a heart and mind for wanting to learn” ——由此她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对学习模式的差异驱动。

为什么美国家庭鼓励儿童的主动探索，并常把成绩归因为孩子本身“值得骄傲”，而中国家庭更要求儿童刻苦学习，把成绩归因为勤奋？通过十多年对学习模式的研究，李瑾发现学习是人类普适的能力，但东西方文化对学习的理念不同，她归纳出西方的学习模式偏重“心智（mind）取向”，而东方偏重“美德 （virture）取向”。前者更强调学习的知识所得，视学习主要为心智的发展，目的在于探索和理解外在世界；而后者更强调学习的道德向度，视学习为自我 道德与社会和谐的日臻完善，其目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近日李瑾携研究成果《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一书来沪，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重点批评了近年来中国家长一窝蜂将幼儿送入国际学校乃至留洋学习，认为此举无异于牺牲孩子的心理健康兑换语言能力。或许会让许多家长失望的是，李瑾同时指出，尽管全球化趋势让各种文化交流加速，但这两种学习模式无法真正融合。

东方早报：你将东方的学习理念归因于“美德取向”，将西方的归为“心智取向”，这两种理念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李瑾：事实上，东方强调的美德对西方其实也并不陌生，自柏拉图时期西方就充满对美德的议题，但之后因为基督教的关系，教义上的道德（moral）成为西方哲学最多的讨论。对于“心智”的重视是从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公元430年)开始的，他年轻时很风流，也经过一些信仰上的变化，后来接受洗礼，写出了 《忏悔录》。其中，他用理性论证了人身上具备共同的道德净化能力是因为有神存在。这之后西方的思维核心是外向的，即“如何抵达神”。

东方的哲学从儒家开始，相比之下儒家不太谈一些“超大的道德问题”，如摩西十诫似的杀人、偷盗、婚外恋、作假证等等，更多的是日常修身，如何对待家人、他人。同圣·奥古斯丁的过程一样，儒家也是发现了人性的善，但并没有追究答案而是停留于这个定义本身。所以东方的思维核心向内关注于个人，“如何改变我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西方人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困境：民主乱象、人权乱象、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等，全球最富有的62人拥有的财富跟最贫困的50%即3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当。这是极大违反公平性的，导致很多西方人觉得自己的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反观东方的崛起，他们认为这背后一定有深层的文化因素。然而有些西方人的学习是很东施效颦的，比如英国引进《一课一练》，我认为这是实验性质的，更多的是模式上的模仿，不足以习得东方文化的深邃，成绩不足以反映这些英国学生真正的学习。

东方早报：你的研究提出了东西差异，那两种学习模式如何能达到兼容并蓄？

李瑾：非常难。这两种文化的知识肇始于极不相同的关注和前提，之后发展出各自的道路，我认为这两种知识体系以前没有，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似乎也不可能相交，亦不会像某些人以为的将融合为一。梁漱溟对此分歧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如果你遵循西方的认知和学习路径，就不太可能得出儒家的结果；反之亦然，如果你沿袭儒学，那么落足西方传统的机会就很小。

我认为从单一个体的角度上来讲，是有可能通过让孩子从小接受两种文化的关爱达到融合的，比如跨国家庭，但要说如果把这种教育方式放大成一种教育制度，我觉得很难成功。

东方早报：我们中国现在采用小、中、大学三段式的教育模式是西方17世纪创立、19世纪传入的，虽然与你所说的传统的儒学课堂教育不同，但课本里保留着古代经典篇目。那你认为这样能否算从体制、课本上协调了东西方教育理念不同？

李瑾：我认为形式上是融合了，但内容上我们恰恰对东方教育的内涵传承缺失了。我们需要重建儒家文化的底蕴。

现代教育模式离传统的儒家学习方式、有深度美德学习的课堂教育其实很远，同样西方也达不到，在美国黑人、拉丁裔孩子辍学率很高。有很多研究已经指明，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一对一的教学，这种教学方式是任何团体教学取代不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因材施教。

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教育确实教我们学习美德，这一点来说是有用的，但是整天在那里抱着书读不是对的，我们应该用启发式的方式，鼓励学生发问、对老师产生疑问，不能唯唯诺诺地抄写、听写。古代孔子、孟子很厉害，每一个人提的问题都很尖锐。

师长不能生硬地要求孩子具备独立应对困难的能力，要知道一个善于寻求帮助的人就是非常能克服困难的人。

东方早报：在国内很多有条件的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进国际学校，你怎么看待这种教育模式，有把西方的心智导向发挥好么？

李瑾：我对中国现在的国际学校模式没有做过细致的研究，但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是一对一的、关注于儿童心理导向的、启蒙式的。但是这种教育非常昂贵，今天现代普及教育模式达不到，只能大面积施教。

我可以举两个国际学校出来的学生例子。我在布朗大学有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本身非常优秀，他告诉我到美国后他发现国际学校几乎教授了他美国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原生国家的文化素养，他突然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经常有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没美国学生多，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于自己的教育。

另外一个案例是我在中国见过的一些国际学校，教育队伍里70%外国人、30%中国人，让孩子适应人工的英语环境。但事实上这样的环境是不自然的，真正的英语环境不是模拟出来的，是生活中的每一处，在非自然的英语环境下时间长了，孩子可能会把英语学得很快，但他们很容易对自己中文语言的亲人产生隔阂感。

可以对比着来看，从小在国外生长的华人小孩语言肯定没问题，但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良好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少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么也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他会产生自我认知的混乱，疑惑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反对把幼儿送到美国教育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外，有一点值得补充，我们常说的孟母三迁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研究证明在童年频繁地搬家会破坏孩子的心理稳定。无论从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方面的考证都指向，孩子成长的最大影响力来自于直接抚养人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是母亲。这正好也反击了那些为了培养自己孩子英语能力直接把孩子丢给菲佣的“阔太太”们，很有可能你的孩子受菲律宾影响更大。

东方早报：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致力于把孩子培养出国，甚至不惜从娃娃抓起，你对此是反对的，甚至提出华人孩子到了西方后口头不行，这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还是教育背景的关系？其他族裔有这样的问题么？

李瑾：这当然是个复杂的心理问题，并非语言能力。

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妈妈陪着很小的小孩去美国读书， 这些孩子被叫做“空降儿童”。应该说这些孩子往往都是在没有完善的本国文化认知的情况下，再去接触一个新的文化，这种混乱其实会影响到心理健康。不仅是东方的小孩，非洲、拉丁裔的孩子也会有不适应，但他们的小孩大多是外显的反应，比如打架、粗暴，我们的孩子大多是内显的，比如沉默、忧郁，又叫silent suffering（无声的痛苦）。

我遇到过一个妈妈跟我诉苦，她把自己小孩送进一个全是欧裔孩子的学校里，上学回来孩子就很郁闷，问她：为什么我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是黑的？为什么我不是欧洲人？这样下去会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

康奈尔大学曾做过一项统计，发现全美国的大学生自杀率上，亚裔女生的倾向是最高的。

东方早报：你见过国内最好的教育方式在哪种学校？

李瑾：我在国内国外都没见过最理想的模式，但我可以提出，广东人的家庭教育很值得研究。

我们发现广东人把语言保护得非常好，到哪儿都讲粤语，在美国虽然有一大部分广东人是举家移民到唐人街，连英文都不会说，但往往这样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最易融入美国社会。唐人街、家族像一种文化保护，让他能很好地成长，在进入美国社会工作后，他也不会忘本，逢年过节照样回家吃饭、磕头，应该说这样的人更快乐、更双文化、更融入。

说到国内家长对于择校、教育的焦虑，现在的中国学生学习压力都很大，首先我要肯定的是教育的起点就是强迫的，这样说也许很生硬，但孩子的天性就是玩耍，作业跟玩具放在他面前，他不可能主动要求学习。几乎全球推行义务教育的国家都有对教育强势的一面。比如德国，如果到了入学年龄家长不把孩子送上学，警察是有权直接上门带人的，此外每个学校都会设立“逃学法庭”，就是专门处理学生逃学事件。但为什么中国的父母在这方面往往遭受最多的指责，被认为给孩子过多压力呢？

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父母不善于引导，家长们应该意识到孩子在学习上已经有很多客观压力了，就不要再给他们增添额外的心理压力，你们应该管好的是自己的行为。必须注意到的是更多家长对于孩子的喋喋不休严抓死盯，真正的原因是大人自身急于求成的心理。

 东方早报：能不能给一些孩子教育方面的建议？

李瑾：首先，千万不要太早就把孩子送到外国去，最好的情况是在国内读完大学，有了稳定的世界观后再去别的国家深造。

其次，如果想孩子去美国，最首要的是先了解美国，家长不要把那儿想成乌托邦，同时最好测试下孩子对美国的适应力，别轻易下决定，把孩子的人生当作赌博。

然后，广泛阅读是非常好的家庭教育的方式。家长可以陪伴孩子阅读，一直到高中毕业。

最后，父母自身不能停止学习，否则你们将脱离孩子的主要生活。

推荐下李瑾老师的新书《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2016年11月1日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