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追《小别离》，我也在看。

和大多数国产电视剧一样，这部片子的情节推进有点缓慢，看惯了信息量大、情节密集紧凑的美剧，多少会不太习惯，所以一开始我看得有点漫不经心。

吸引我看下去的是这部剧的情节设置：中学生的出国留学问题。这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定有那么几个亲戚朋友，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

一部电视剧会如何探讨这样一个热门的社会现象？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一集一集看下去，慢慢地沉入了剧情之中，然而直到快看到大结局我才猛然醒悟过来，贯穿《小别离》的核心其实不仅仅是青少年留学。

在围绕教育所展开的家长里短之下，这部剧有着更加宏大的野心，那就是试图在一片混沌似乎无路可走的迷雾之中，回答一个让中国人心有戚戚的大问题：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1、阶层固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困境

十年、二十年前，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主要以大学生为主。绝大部分人都是先在国内读完本科乃至硕士，再接着申请奖学金到美国深造。

今天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中学生成为了出国的主力。一到暑假，北上广到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航班上经常能看到一群群中国孩子，美国东西两岸的各大名校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学团。

促成这个改变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小康家庭越来越多，能够负担一年几十万的额外支出，并且愿意把这笔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深深焦虑。

过去十年，一二线城市经历了疯狂的阶层重塑。十多年前，北京三环边上的房价每平米才三四千块，有眼光的人通过银行借贷不停买房，少则三套五套，多则十套八套，发家致富完成了逆袭。

而在一开始没有果断出手的人就错过了这个机遇。房价从三四千飙升到一两万，再到三四万，直到现在的五六万，买得越晚，需要负担的房贷越高。但不管怎么样，买到一套房，就算上了岸。阶层就此开始分化，经历过那一场地壳运动的人现在回过头看，恐怕还会心有余悸。

房价只是一个方面，在更多没有那么容易被关注到的行业和领域，都有无数人抓住百年难求的机遇，靠着自己的一点聪明、决心和不守规矩的冒险精神，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欧逸文前年出了一本书《野心时代》，把中国比喻成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的镀金时代，也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生活的那个争相修建摩天大楼和全国铁路网的时代——处处隐藏着可能性，那种一个来自北达科他州小镇的青年可以在纽约成为大亨的可能性，只因为他富有决心，也许还有一点不守规矩。

但是，到了2016年，中国式镀金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始慢慢地合上了。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纵使再有冒险精神，也很难再找到一夜成为大亨的机会。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了雨果奖，其实与其说这是一篇科幻小说，不如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按照时间折叠、互相支撑但又严密隔绝的三个空间，根本就是现在阶层固化的中国的真实写照。

早几年还有很多人抱怨高考的应试教育，但现在这样的声音已经小了很多，因为大家慢慢开始意识到，高考的选拔制度再不合理，但它可能仍然是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不用拼爹，不用拼关系，不用拼无耻程度，不用拼任何东西。

只是现在，高考在推动阶层流动上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学费越来越高，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倾斜。不是有个统计吗？北大清华的学生里，底层家庭孩子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少。

2、即使是冲到了社会的中上层，仍然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已经在北上广、在社会的中层乃至上层站稳脚跟的人，也发现生活难以尽如人意——从不安全的食品到高涨的物价，从拥挤的交通到退不去的雾霾，还有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压在头顶的大山……一切都和理想中应该有的生活相去甚远。

剧中黄磊和海清的家庭，看起来生活不错。黄磊是国有医院的眼科医生，对孩子管教张弛有度。海清扮演的母亲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区高管，事业型女强人，对女儿学习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这一家人住的是四环内的好房子，开小几十万的车，衣食无忧。但是，黄磊的父亲突然中风，住院治疗花了十几万；而在这之前，为了女儿出国而支付的各种辅导班费用和中介费，也花了二十多万。原本衣食无忧的一家人，一下子有了压力。

所以，做了十多年医生的黄磊最后去了初恋女友的公司，因为能拿到将近50万的年薪。而海清在公司被百般刁难排挤，甚至还被发配到郑州分公司，她也不敢轻易做出辞职的举动。

黄磊和海清这样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至少朵朵还有资格在北京上学。在现实生活里，外来普通白领如果没有嫁给北京当地人，孩子就很难落户北京，只能送回家乡上学。

狼狈至此，连最基本的体面两个字都很难维系。

所以有人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只有“伪中产阶级”，他们虽然有了能维持中产生活方式的物质和金钱保障，但却没有相应地获得中产阶级原本应该有的权利、尊严和价值观。

中产阶级尚且如此，对于《小别离》中没有展现出来的社会更底层的那一批人，生活就更加残酷了。各个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一再被驱逐和取缔，无数家庭只能面临骨肉分离的无奈局面。

中产阶级可以自由选择去纽约洛杉矶，但底层百姓要想在北京安居都困难重重。北京到河北的距离，有时候比北京到洛杉矶更远。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跳出这一套规则体系，去一个新的国家，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哪怕自己去不了，拼了命也要把下一代送出去。

3、不同的社会阶层，不约而同地把出国留学、移民美国当成了改变下一代人命运的出路。

《小别离》里的三个家庭，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正好能够凑成一个还算完整的社会横切面。

为了方便剧情的发展，编剧颇费苦心地让这三个家庭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男主人是发小和好哥们，几个孩子又是同学，每天混在一起。现实生活恐怕不会像电视剧那么有爱，蓝领工人的家庭很难和高级白领家庭长期保持亲密的往来。

但即使是电视剧里的人物，内心也都是清楚地知道彼此之间的阶级差别的。比如像剧中琴琴的妈妈，丈夫是出租车司机，自己原本在社区医院做护工，熬了很多年才考了医生执照，靠拆迁款买了房子，她就说过自己和其他两个家庭不是一个阶层。

琴琴的好朋友朵朵所在的家庭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他们想要送孩子出国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朵朵的成绩勉强处于中游，不一定能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在海清的眼里，进不了重点大学，就意味着“这辈子完了”。

如果你站在海清的角度，很难说这个想法是错的。进不了重点大学，要进最好的公司基本上不太可能，简历直接就被排除掉了，连让人力资源看到的机会都没有。

琴琴则正好相反，虽然家里无力负担她的出国费用，但她学习成绩非常好，是学霸级别，按理说上重点大学找一份高薪工作不成问题。

但琴琴的母亲仍然一门心思要送琴琴出国，直接的诱因是她自己的亲姐姐出国以后嫁了老外，过上了优越的生活。原本在同一个起点出发的两姐妹在十几年后站在一起，截然不同的际遇让人唏嘘。

而在内心的深处，琴琴的母亲则充满了对这个社会的失望和不信任——孩子成绩再好，她也担心自己家里没有关系，将来孩子找工作，拼不了爹也拼不了妈，“就算拿个大学文凭，也比不过别人上头有人”。所以，她的目标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琴琴出国读哈佛麻省。

她最后想出的办法是把琴琴过继给自己的姐姐，这样琴琴就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上公立学校可以省一大笔钱。

剧中的第三个孩子小宇，父亲是已经在上一轮阶层重塑中胜利冲上社会上层的暴发户，眼睛眨都不眨就能捐出几百万给学校，还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迎娶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貌美娇妻。

但这个家庭的烦恼是小宇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几门功课加在一起只有两百多分。所以父亲希望送小宇出国留学，反正在外面学习再差也没有人知道，镀金回来再回国接管他的事业，仍然能够做清华北大毕业生的老板。

这何尝又不是阶层固化另一种形式的反映呢？金钱转化成了轻松出国的底气和资本，而出国的经历又成为了加固阶层防线的重要一步。

就这样，三个孩子，三个家庭，三个阶层，带着不同的原因，通过不同的路径，但最后殊途同归，都把出国留学当成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出路。

4、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同样十分严重。

但是，出国留学乃至移民，真的是中国人最好的出路吗？

其实未必。《小别离》的剧情，尤其是在后半段，已经处处在提醒这一点。

首先，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会遇到各种始料未及的新情况，有时候比把孩子放在国内需要牵扯更多的精力，乃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剧中有一个支线人物，就是海清的老板，公司中国区的老总安妮。她的女儿从小被送到美国上学，结果遭遇了校园暴力。而安妮因为国内的事业，不能到美国去照顾女儿，更没有在女儿被人欺负后第一时间和她沟通，导致女儿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

最后，她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辞职，专心到美国去照顾女儿。对于安妮来说，她付出的代价，是自己打拼多年才建立起来的事业宏图都被迫放弃。

其次，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引起的碰撞，处理不好，同样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朵朵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其实就已经有许多文化的碰撞。国内的教育体系目前还是唯成绩论，所以朵朵偷偷在网上写小说让海清暴怒不已。但美国的学校对学生的录取要求和国内则完全不同，鼓励学生多参加课外活动，全方面发展。朵朵会写小说的特长，意外地成为她的简历上最亮眼的部分，最后成功地帮她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再比如，海清怂恿朵朵对面试官说自己只申请了一个学校，以为这样能够增加录取的可能性。但其实美国的学校十分看重一个人的诚信，朵朵如实相告自己同时在申请多个学校的做法，也让她躲过了一个雷区。

第三，是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同样十分严重，那些想通过移民逃离中国社会阶层固化魔咒的人，到了美国以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又落在了另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里，陷在底层无法动弹。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基本上是最差的。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张统计图，标题是“你和父母处在同一个阶层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系数，丹麦是0.15，加拿大是0.29，日本0.34，而美国则是0.47，比巴基斯坦还要高。

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盖茨比曲线”，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曲线表示的是代际流动性和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社会越不平等，子女就越可能被卡在和父母相同的阶层里无法向上流动。

在下面这张表格里，横坐标是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靠右表明一个社会越不平等；纵坐标则是代际流动性，越靠上表明越难以流动，阶层固化就越严重。

各个国家的坐标基本上分布在一条直线的附近，表明这是一个正相关关系。从图里可以看到美国无论是社会平等程度还是阶层流动性，都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差得多；中国虽然要更加严重，但和美国差得不太多。

而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统计数字针对的只是美国公民，对于新移民来说，如果语言不通、文化不通，要在一个全新的社会里实现阶层流动，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只能被牢牢地钉死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见过太多原本在国内处于中产阶级的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画家医生，到了美国后只能生活在唐人街，从事最低端的工作，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最后，把孩子送出国以后，留在国内的父母成为了一个空心家庭，亲人分别，会带来极大的痛苦，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海清在朵朵出国以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她觉得孩子走了，自己人生的支点一下子就没了。《小别离》的最后几集，遭遇这种心理冲击的海清，开始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最后甚至选择了和深爱他的黄磊离婚。

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因为送孩子出国留学而造成空心家庭，但这个数字应该远远少于那些基本蜗居在四环外的、怀揣着梦想北漂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的数目，想必又远远少于那些蚁居在六环外的农民工。

当他们扛着行李踏上去城市的火车，和家乡父母别离时候的难受，想必也不比小留学生们少。城市对他们也不算友好，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他们统统被称作“外来务工人员”。

只是，他们和父辈的别离，似乎连电视剧都很少关心。

新浪微博 / 微信 @假装在纽约

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