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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富豪田北辰在体验了穷人生活之后,感叹说:“社会在用最严厉的方法惩罚读不成书的人。”不是切肤之痛,说不出这样深刻的话。一个人想要从底层爬出来,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坠入底层,太过容易。每一位父母都应该这样告诫孩子,出门在外,请远离底层。因为一旦你被他们传染,再从“泥潭”里爬出来就难了。贫穷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制度,二是思维,三是人性,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这些原因。
1.
香港富豪变身清洁工:社会制度扼杀穷人生存空间
香港G2000老板田北辰参加一档真人秀节目,体验香港最底层人民生活。一开始他充满斗志地说:“我始终信奉自由市场,淘汰了很多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强者。”然而等到了节目结束,他凄惨地说:“我每天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吃一顿好的。”再也不说如何依靠斗志变成改变命运之类的话,因为那是在打脸。
他为何前后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正是因为他的亲身经历让他明白,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旦落入底层,每天要面对的是生存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他平时上班都是司机接送,而现在需要起早去赶巴士,车费要十三块多,而他每天只有五十港币生活费,他不得不感叹:交通费扼杀了穷人的生存空间。他在工作了一天之后走进便利店,觉得每一样食物都很美味,但他大部分都买不起,这一刻他明白,没有钱,他连基本人的尊严都无法保障,每天努力工作只为能吃上一顿好的,更何来的“有斗志,弱者就能变为强者呢?”
在参加完节目后,他对香港社会制度有了这样的批判——
“没有学历、技术的人,为了活下去,不是住笼屋就是要工作到半夜,但对于他们,最重要事情是下一顿吃什么,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未来怎么发展?”
“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弱者越弱,越来越惨”。
“我感觉,这个社会是在极严厉的惩罚读不成书的人,我们一直在追求金融型经济、知识性经济,这些人怎么办?他们不是在做一些无所谓的工作!”
2.
美国女作家“卧底”底层生活:思维贫穷导致惯性贫穷
和香港富豪田北辰一样,总是有人想要通过“体验生活”,来证实贫穷并不可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摆脱等等道理,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就曾经被这样的“体验生活”弄得狼狈不堪,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隐藏真实身份,辗转美国三个州之间打零工,从事服务员、清洁工、小旅馆女招待这样的底层工作,每小时只能赚6、7美元,在付完每天的食宿费用之后,手里剩下的就只有硬币了。
当然,辛苦的工作和微薄的报酬不是最令她难以接受的,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的贫穷似乎已成为惯性,侵蚀了穷人的思维。
比如她曾经和一位同事在工作8小时之后一起回家,她问那位同事:“你住哪?”同事说:“我住胶囊旅馆”。芭芭拉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住旅馆!你今天的工资只够付一天的房费!”那位同事像看白痴一样地看向芭芭拉:“呵呵,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这就是贫穷的惯性,一份并没有多少的保证金,可以让一个人过上日有结余的生活,哪怕是东拼西凑,银行借贷也要把这笔钱弄到,可是芭芭拉的同事却只能把每天的工钱都拿去住旅馆,也不愿为这笔钱想办法。
哈佛大学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的研究指出的,穷人的思维带宽被眼前的危机占满了,他们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考虑长远。他们每天疲于奔命,脑海中却只剩下两个问题:“今天睡哪儿”和“今天吃什么”。因此,一切的行动和决策只为了解决今晚的一张床和一顿饭,这样惯性贫穷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3.
高福利下的底层人生:人性的懒惰
我们大概都听过这么一句话:“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而一个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但不管这个制度有多好,依然无法改变一些底层民众的贫穷轮回。
以德国的高福利制度为例,在这个欧盟国家里国民福利制度最为健全的国家,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领到的津贴能温饱,生两个孩子能小康,生三个孩子能致富。但正是这样的“好制度”,让很多德国民众跌入底层陷阱,再也难以出头。当然,这里说的底层也是相对的,和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小康,但和国内的中产阶级以上的相比,说难听点,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寄生虫”。
比如德国的底层民众长期失业,除了为这个国家贡献啤酒、高糖饮料、香烟的消费以外,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而买这些东西的钱,全部靠福利机构发放。失业是因为找工作困难么,并不是,德国劳动力市场一直紧缺,都到了去国外招募劳工来填补空缺的程度了,可是这些人就是不愿意自食其力,甚至长期领福利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在德国的各种社团活动中,你看不到底层民众的身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交不起活动经费,相反很多活动还免费对他们开放,但参加活动需要最基本的自制力、守时他们都做不到,如此循环,底层民众就离主流社会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没有出头的可能。
4.
告诫孩子,出门在外,请远离底层
以上我们总结了底层民众无法摆脱困境的三个原因,一个是社会制度的扼杀,一个是贫穷思维的局限,一个是懒惰懈怠的放纵。
这三种情况同样都是看不到希望的底层轮回,但如果说哪一种情况相比较之下更有出头的希望,我觉得是第一种,是香港的底层们。因为他们自身都是非常努力的人,中华民族的勤奋不是懒惰的洋人可比的。我们有句古话:“穷则思变”。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部旅日华人的纪录片《含泪活着》吗?记录片里的主人公因为没有技术、没有资本,无法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东拼西凑了几十万日元区日本留学打工,凭借着十几年含辛茹苦的工作,把女儿送进美国的医学院,现在女儿成了一名成功的医生,一家人的生活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从底层蜕变为中产。
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想的到是用一次投资来开启人生和家庭的命运转折。
与之相比,中国一线城市里的“打工者”们,被称为“蚁族”的群体,拿着微薄的薪水,干着枯燥的工作,把青春消耗在了城市里,却最终又不被城市所接受。当他们收拾起行囊离开时,对城市是怎样的爱恨交集?又有多少人能保证自己不走上这样的循环之路呢?“长安居,大不易”。和《含泪活着》的主人公不同的是,虽然都是在大城市里打工,都是做着底层的工作,但前者有明确的目标和超人的意志,所以他改变了家族命运,而后者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焦虑和辛苦,在被城市榨取完最后的价值之后,又回到底层的轮回里。
这样的例子在早期中国移民身上也看得很清楚,中国有很多人移民出去后,依然保持着勤劳朴素的优良传统,一家人开一个小店,苦心经营,随着生意的做大自己也从贫穷社区搬到了高档社区,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倾尽全力,他们可以没有钱买新衣服,但绝不会少了买书的钱。骆家辉家族用了100年时间从别人家的佣人蜕变为州长,靠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明确期望。
在美国,那些贫民窟里为什么都是黑人和老墨,极少有华裔?是因为黑人兄弟和老墨们认为,吃救济、整天游手好闲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华人的文化里,这样从来都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然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从小在丰裕的物质条件下成长,喜欢西方的文化更甚于传统文化,他们变得不能吃苦,讲排场,没有清晰的目标和责任感,一旦离家独立闯荡社会,很容易迷失在眼前的安逸和困难里,只能游走在社会底层。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君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出门在外,请远离底层,哪怕现在你自己还是底层,也请不要染上底层的思维模式,因为那个惯性轮回的陷阱,一旦你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了。
最后来看一下香港富豪田北辰的这期真人秀《穷富翁大作战》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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