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 | Jessica May Lin

作者（第三排最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中文课上。(Courtesy of Jessica May Lin)

我大学第一堂中文课，老师问了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问题：“告诉我，华裔在美国受歧视吗？”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上一个专门给华裔设计的班，学生都是ABC（即美国出生的华人）。我们八点钟来上课，还在半梦半醒状态中。有的学生在啃面包，有的趴在课桌上，但我们差不多都摇头表示否认。

老师笑了。“嗯，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学到美国是个平等的地方。当你是一位学生，这可能是真的，但一到你毕业了，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你还是受歧视。所以你必须学中文，以便人家欺负你的时候还有另一半身份可以给你自我把握。你这样才有一个完整的身份。”

这位来自大陆的老师敢第一天说这么严肃的话，我们都吃惊了。当时我才上大二，感觉老师解释的情况离我很遥远——不过从一开始我就对我的中文班格外注意，一部分是因为我中文老师的观点跟其他老师确实不一样，一部分是因为学中文曾经是我最恨的活动。    

跟中文的关系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复杂的关系，因为它反映了我跟父母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我对中国的认同感，随着我的成长经历也一直在变。我的父母1983年从北京移民到加州湾区, 1993年我在加州出生，后来祖父母也从北京移民到美国帮助照顾我。小时候，我们在家说的语言是中文。我正式学了八年中文，也可以说我非正式地在家里学了二十几年的中文，但在每一个时段，我的情绪都不一样。 

最初，周末中文学校是每一位华裔初中生的恐惧：要牺牲我们的周日坐在教室里。更关键的是，我当时认为学中文没有意义。那会儿我有着典型的十来岁女孩的叛逆倾向，心想：毕竟我父母这么努力移民来到美国，想要我在美国成功，为什么又要让我倒退学中文呢？过节的时候，许多来我们家的阿姨看到我不主动说中文，以为我不会，就对我妈说，“哎呀，你的孩子不会说中文，多可惜啊！” 听到这种话我就会翻白眼，等她走了之后对妈妈埋怨，“为什么中国老太太总是觉得孩子必须会说中文？中文对我的日常生活没有用，我也不会有一天搬到中国住……为什么要学？”

我一直很怕我的老师，因为她教课很严，有几次我没有准备课文，她看出来了，让我在全班面前朗诵唐诗，害得我在暗恋的男生面前非常不好意思。虽然很痛苦，我确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七年级背唐诗，八年级开始学成语和《论语》，九年级是写作班，十年级学毛笔字。这些项目其他中文学校都没有，老师也反复强调我们有这个机会很幸福。我妈一直在强调“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老师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是你们的一部分，必须好好学”。但在年幼的我看来，生活在美国，我的中国背景对我弊大于利。

在我所住的旧金山湾区，普通话的中文学校实际上不少，但父母还是选择送我到这家台湾老师办的学校，是因为湾区大多数的中文学校一周只开一次课，不像我当时的中文学校每天下午都有课有活动。令我父母觉得有意思的是，自己是大陆人，但孩子学的却是繁体字。虽然学了跟父母不同的写字系统，但中文学校对我的中文有很大的帮助。华裔孩子第一个语言通常是中文，因为是父母交流的语言，但一旦孩子开始接触学校里说的英文，跟朋友和老师都用英语交流，就会把英语当成主要语言，不再跟父母说中文了。在我认识的华裔中，很多父母也会用英语回答孩子。久而久之，很多华裔孩子的中文水平就会退步，有的孩子会完全忘记中文。

当时在家里，我爸也会用英语回答我，但我妈一直坚持用中文跟我交流，甚至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会很奇怪——两人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就这样还是帮我保持了我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小学时候，我还开始喜欢偷看我妈看的武侠电视剧，因为我喜欢那些大侠穿的衣服，比如女英雄轻飘的袖子。当时我妈可能以为看电视剧耽误学习，但我认为这些电视剧实际上保持住了我的中文。

更重要的是我们住在一个华人多的社区。生活在湾区，即使我不主动锻炼我的中文，也有机会学。在超市里排队交钱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旁听周围夫妻的谈话，在公园玩儿的时候也会听到喂鸭子面包的爷爷和奶奶在讲中文。我放寒暑假都是姥姥和姥爷照顾我，他们英文不流利，所以我只能跟他们用中文交流。我八岁时候，爸爸回国搬到成都创业，从此以后我和妈妈每年夏天会探亲一个月。在这些旅行中，我还是坚持只跟父母说英文，但在街上买冰棍和盐酥鸡就必须用上中文，跟隔壁住的孩子玩儿也都是说中文。我后来才发现这些看似随意的经验训练了我理解不同方言和口音的能力。

我上的高中有中文项目，ABC中只有少部分人参加了，但他们占了中文班的大多数。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华裔确实是想不费力得A，他们以后打算学理科，认为外语对以后的工作没用。但也有一些华裔从小到大都跟父母说的是英文，没有上过周末中文学校。这两群人被混到了一起，那位白人老师中文水平还是很高的（尽管她口音有问题）。她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历史老师，为了发展我们学校的中文项目争取了很多年，她教课很有激情。

高三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妈热情鼓励我参加中文的AP和SAT考试，但我死活不愿意。华裔孩子已经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为了进好大学，我们什么都愿意做，有的父母愿意付过高的费用“包装”孩子的申请材料，实际上很多是雇人把孩子的申请书重新写一遍。

这一切使我更加拒绝中国文化，因为我不想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在这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其他华裔学生。在我的高中里，非白人的孩子占大多数，但大家承担的压力是一样的：你的行为越像你的母国，就越受欺负。比方说，如果你拍照时候用手指做一个V字形，或者梳两个辫子上学，其他的孩子就会笑话你。(初中七年级的时候，我跟妈妈到中国旅游，剪了一个当时在亚洲很流行的发型，我回家哭了，因为怕被其他同学欺负，那整个学期都把头发梳成辫子以免人家看见）我们好像争着谁最“美国化”。

回头看，当时有很大的误解，因为华裔孩子学中文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考过AP考试应该表扬才对，而不是看不起。我能理解在外人眼里，学自己父母的语言没有什么了不起。许多华裔孩子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中文，但由于压力而错过了。

离家上大学，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了。我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离老家开车要一小时多一点，所以我只在过节时候回家。没有人在背后追，我终于松开手把老家的华人圈子丢下了。大学一年级我想都没有想过中文，恨不得忘了我有这个文化背景。

以前，我从没有把中文课本里的中国当成一个立体的地方，它只是一篇文字——没完没了的生词、成语和一些喝醉酒的老头子看月亮——的注脚。我也陪父母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但我没有把事实的“中国”从我对中文教育的反感分开。当摈弃我先入为主的观念，从一个外人的角度看望中国，我发现自己对故事中的繁杂街景和快速现代化很有兴趣，不敢相信这跟中文课本里描述的是同一个国家，于是想做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我读了一些关注中国的介绍，看了一些照片，发现中国实际上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天后，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下学期要报名中文课。”

她以为出了什么事，着急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了？”我也没多解释，挂了电话就开始浏览我大学提供的中文课。

我的大学中文老师姓宋，10多年前移民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拿到亚洲学硕士，自己有个上初中的女儿，所以很理解我们的想法。老师站在我们面前，她笑了一下，告诉了我们，“我以前是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我知道你们以前都上过周末中文学校。我不喜欢教周末中文学校的课，因为那时你们不想学，都是父母逼你们去的，是吧？所以我辞职了。现在你们长大了，自己选择坐在这个教室里。你们现在改变了想法，感觉中文对你重要了，所以我很高兴教你们。”班上的学生开始偷偷地笑，教室里的紧张气氛马上消失了。结果从第一天开始，那个教室里的气氛就跟我其他课不一样。我感觉我跟中文班上的同学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因为虽然我们都是不同的专业，父母来自大陆、台湾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背后攒了一套共同的学中文经历。

华裔班上的同学变成了我大学最好的一些朋友。课后我们会集合在教室外面聊小时候的经历：我们在中文学校最恨的小学霸；被钢琴老师痛骂的经历；还有姥姥空手打墙上苍蝇的回忆。也是这些朋友，期末考试后一起到奥克兰的唐人街喝酒唱KTV，时不时请老师吃中国餐馆和冰淇淋。我大二的春季学期，我们中文班的同学请老师到我们最喜欢的中国餐馆，她对我们解释，“哎呀，美国人的习惯是孩子们先让长辈吃，但在中国文化是长辈要照顾你们，所以你们别让我先吃。你们先吃。”

我们华裔班的课文都是关于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典型性差异，比如中国人不喜欢欠债，但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感觉信用分数高的人更可靠；或者许多美国人错误地以为唐人街是一个中国的小模型，但实际上今天的唐人街更类似60年代的香港。课文里再一个令人难忘的话题是双语教育。那次考试老师放了一个录影带，介绍一位妈妈在谈异族婚姻和孩子语言教育的交叉；她总结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坚持对孩子说中文，这样丈夫也没有机会在饭桌上参与她和孩子的谈话，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女儿的中文。

这些话题对我很有意义，因为我也注意到了这些矛盾或差异，但没人对我解释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跟亲戚吃饭，我妈会假装上洗手间，然后跑到前台掏钱包，接着全家追在后面抢她手里拿的账单，周围的老外很迷茫地看着我们。

到了春学期，我们班有了新的老师——张老师，她年轻时候在中国是一名德语老师。她上课第一天介绍文化大革命时，讲到她被派到德国做调查，得到特殊旅行权利离开中国。“我想让你看我当时写的笔记，”她对我们说，然后在白板上投射她当时拍的照片、写的散文。在照片中，她拍了许多柏林街头染了头发、穿着皮夹克的朋克，旁边写着，“好不文明，这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她笑着说，“你看，有意思吧？”

我们发现张老师的价值观是多面的，她那一代和我们年轻一代之间的距离很远，经常会有摩擦，必须通过交流才能彼此理解。比如有一次她解释她女儿的英文名字是她中文名字的拼音。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她回家求妈妈起个英文名字，但我老师不同意，说“中文是姓名普遍，个人名字特制，英语是姓名特制，各人名字普遍，你又有个普遍的姓名，又有个普遍的个人名字，那你的独特性就没了。你应该对你的名字很自豪，不准诉苦。” 美国还是有些方面不平等，孩子有中文名字会遭受同学的欺负和更多的种族成见，所以最好起个英文名字，然后用中文名字作为中间名。

我们课上讨论的话题都很杂。其中有：你长大了，会按中国的习俗养你的父母，还是分开住？你把成功还是高兴作为生活目的？毕业后想追求什么事业，父母支持不支持？这些内容表明，设计华裔班课程的老师明白中文在第二代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是一个语言，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忽略这个文化方面而光教字母和语法是永远不够的。

虽然这几年，中文课是我大学里最喜欢的课，但我记得我周末中文学校老师说的话：如果当时不抓紧，以后不会再有那么地道的课程了。她说的太对了。大学的中文课不会每一个字都教笔顺。我那么多年没有接触中文，很多字的笔顺是乱猜的，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怎么写。大学的课程也没有朗诵唐诗、毛笔字或创意写作的项目。

一直到今天，我总会想起妈妈当时提醒我的那句话：“你有一天会感谢我。”确实，这是许多华裔孩子的人生圣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乐器，为什么要上中文学校，只有父母的保证，“你有一天会感谢我。”

我10岁时，每周六必须六点钟起床上钢琴课，我半闭着眼睛对妈妈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感谢你。”13岁上中文课快要寂寞死了，也是同一句话，“我现在还是不感谢你。”甚至16岁被小提琴老师骂哭时，也是这一句：“我真的现在不感谢你。”

但是，当我在北京做了一年交换回来之后，终于看清了——我非常、非常感谢妈妈给我机会学这么多东西，尤其是中文，因为这些经验给了我一个技能组合，使我全面发展。我觉得很奇妙——我曾经很努力地拒绝中国文化，但后来长大了，投入学习中文，最后还把专业改成了比较文学，这样我可以同时研究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今年六月我已大学毕业。

同时呢，我也理解我的一些朋友，还有其他华裔，现在也不感谢父母逼他们学中文，认为自己的童年浪费在没兴趣的活动上很可惜。这些人找到了其他感兴趣的爱好，决定不需要中文，他们也都没有错。华裔想在美国成功、幸福，确实可以一点中文不需要，哪怕它会越来越有用。毕业之前，在大学的新招生日(New Admit Day)，我代表比较文学本科系招待未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妈妈给我介绍她的女儿，说她未来想当作家，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陪着她改文章，听到这里令我心有戚戚焉。近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沉思，如果我当时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爱好上（写作、跳舞），而不是父母替我选的活动（钢琴、小提琴、中文学校），我今天是不是会更优秀，会更多地感谢妈妈。

我还记得华裔中文班的宋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还说了一句话：“华裔的命运是最复杂的，因为你活着活着会发现，你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

在这个逻辑下，我们迷失在两个身份之间，找不到路，而我们学中文的目的是为了救自己。但我宁肯想，现在一定程度上把中文学好了，我本人就具备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离开大学的校门，我不再生活在一个单面的世界里。我可以看中文的小说，读中文的新闻，想问题时候不只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考虑，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想。之前我很倔强地主张美国人的价值观，现在我愿意退一步考虑跟我不一样的想法，至少争取理解它。这些我每天都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