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澳洲点评】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资企业迎来澳大利亚能矿资源领域的投资新机遇：一是中澳高度重视从政府层面构建全面战略合作框架；二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带来了投资新便利；三是多元移民文化为中资企业扎根发展创造了新环境；四是科技创新为中澳企业合作营造了新氛围。推进中资企业投资澳大利亚能矿资源领域应当把握好五个方面：一是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稳中求进；二是以参与和主导定价权为目标，形成合力；三是投资方案要切合实际，技术细节由专家团队把关；四是搭建银企合作平台，避免资金错配，确保稳定现金流；五是加强经营管理，重视人才培养，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资企业投资澳大利亚能源矿山领域的四个环境因素》

中资企业投资澳大利亚能矿领域的宏观环境，主要从政治因素（Political Factors）、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和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 Factors）等四个方面考虑：

【政治因素】中澳全面战略合作为中资企业带来投资新机遇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表演讲，提出南太平洋地区是中方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同时宣布中国与澳大利亚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热诚欢迎澳大利亚共同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016年4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来访的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总理正式宣布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战略对接，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和创新战略对接。

在“一带一路”合作背景下，中澳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从政府层面构筑全面战略合作框架，保障企业投资利益最大化。在大洋洲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中澳战略经济对话的内容在更高层面不断深化。中澳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要通过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进一步提升合作的领域和层次，特别是要巩固中澳在能矿资源领域的传统合作。

2016年4月，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总理上任后不久就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深入探讨了中澳两国的经贸合作。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的对接，是中澳能矿资源领域的传统合作打下的扎实基础。新形势下，中澳两国政府不断深化的全方位战略对接，为中资企业加强在澳大利亚能矿资源领域的投资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经济因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中资企业带来投资新便利

2015年6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一是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零关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会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会分别达到96.8%和97%，都远超过一般自贸协定中90%的降税水平。

二是在服务领域，澳方承诺协定生效后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是世界上首个对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就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中方会以正面清单方式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此外，澳方还对中方在假日工作机制等方面作出专门安排。

三是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同时降低中国企业赴澳投资审查门槛，并给予便利化安排。

四是协定还在“21世纪经贸议题”的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等十几个领域作了双方交流合作的推进规定。

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丰富，多种能矿资源储量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矿产品生产和出口全球领先。其中，铝土矿、氧化铝、金红石和锆英石的生产居世界首位；黄金、铁矿、铅、锂、锰矿、钨和锌的生产居世界第二；钛铁矿和铀的生产居世界第三；黑煤（也是最大出口国）、镍和银的生产居世界第四；铝、褐煤和铜的生产居世界第五。就生产成本而言，澳大利亚大型矿企的生产成本在全球都处于低位。

以铁矿石为例，澳大利亚过去10年中品位保持在60%左右，开采成本较低，远高于中国33%的平均水平。力拓、必和必拓等大型矿山开采成本在30美元/吨左右。FMG公司等后期开发的企业，2013年之前成本在50～60美元/吨，近两年经过大幅降本增效，目前开采成本也达到了近30美元/吨。与此相比，中国国内的铁矿石开采成本则在130美元/吨左右。

【社会因素】多元移民文化为中资企业扎根发展创造新环境

澳大利亚建国之初就是移民国家，有很多外来民族、外来文化，如果不考虑少数西方不良政客制造出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单就国家文化本身而言，本质上不具有排斥性，具有鲜明的多元移民文化特点。澳大利亚没有以当地文化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相反非常融合开放，鼓励居民使用自己的语言、保持自身的文化。

2016年9月，澳大利亚在悉尼召开政坛种族多样化论坛，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会代理主席Eugenia Grammatikakis表示：“当前，1/4的澳大利亚人在海外出生，另有1/4的澳大利亚人父母至少有一人在海外出生。对此，澳大利亚所有政党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确保少数族裔的利益真正被代表”。

此外，澳大利亚法律制度非常健全，从衣食住行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投资经营、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消费者权益保护、刑事审判、民事纠纷、外商投资、交通管理、国家选举、行政管理、外交、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各个方面都有完善和公平透明的法律可以作为行事依据。

澳大利亚多元的移民文化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为中资企业扎根发展创造了和谐环境。因此，中资企业不会因为自己是亚洲中国面孔而受到排斥，可以通过沟通、融入和互动使得当地居民、当地政府充分理解投资意图是真诚和互利共赢的，是不带有威胁性和危害性的，进而营造出能够扎根长远发展的本土化经营环境。

【技术因素】科技创新为中澳企业技术合作营造新氛围

2016年4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正式宣布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澳方“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的对接。澳大利亚计划在中国上海、美国旧金山、以色列特拉维夫等海外地区设立5个创新中心（Landing Pad），以帮助澳大利亚初创企业在国际市场立足，并发展成为高增长、高回报企业。

中国科技部火炬中心则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共同启动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火炬创新园项目。从历史上的几次全球化科技革命看，科技创新始终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科技革命源于社会需求的驱动，又将极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在世界新科技革命中抢得先机的国家，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澳大利亚是资源、能源、农产品、健康产品等输出大国，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大国。应该说，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实用性。中澳两国企业的强强合作，是全球化背景下共同领潮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有效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是由对资源的占有量最大的企业群体决定的。

以铁矿石为例，全球海运铁矿石市场交易数量当前大约每年13亿吨。其中，澳大利亚作为铁矿石出口大国每年出口约8亿吨，巴西出口近4亿吨，中国则进口约10亿吨。中国铁矿石进口金额仅次于原油，位居单项大宗商品进口金额的第二位，对外依存度极高，却没有定价权。

从历史走势分析，能矿资源大宗商品牛市行情具有市场价格持续性向上的特点，上升周期至少持续5年以上，在牛市初期投资风险较小。

因此，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浪潮中，中资企业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抓住战略性时代机遇，在全球能矿资源市场上主动出击，从源头上取得主动地位，突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矿资源瓶颈。

——摘自孟刚《推进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能矿资源领域投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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