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在经济L型运行的背景下，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元，2014-2016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其中，其他境内投资增速达35%，领先所有资产类别，私募证券基金、券商资管产品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投资产品贡献较大；同时，2014年底央行开启“降息降准周期”，利率政策宽松带动房地产市场复苏。投资性不动产净值年均复合增长率由2012-2014年的8%回升至30%；此外，资本市场产品市值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2%，增速较前两年相对放缓。

2016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158万人；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约50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相比2012年人群数量实现翻倍。其中，超高净值人群[3]规模约12万人，可投资资产5千万以上人士共约23万人。从财富规模看，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49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2014-2016年增速达24%，相较2012-2014年有所增加；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与2012-2014年基本持平。

综合各项宏观因素，报告预计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将继续稳步增长，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到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4%，相较2014-2016年有所放缓；中国高净值人群将达到187万人左右，同比增长18%；高净值人群持有财富总量将达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

中国私人财富市场总体依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具有巨大增长潜力和市场价值。

截至2016年末，全国22省份的高净值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而在2006年只有广东1个省份超过2万人。其中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相关省份增长显著，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逐渐由一线城市、东南沿海核心区域向全国范围拓宽的态势。2016年末，东南沿海五省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的高净值人数率先突破10万人。除此之外，4省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5万人，分别为山东、四川、湖北和福建；6省市的高净值人群数量处于3-5万人之间，分别为辽宁、河南、天津、河北、安徽和湖南。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眼界更为开阔，多区域、多币种、多形式的跨境多元化配置正在获得高净值人群的认可。报告数据显示，境外资产配置自2011年起成为投资热点，此后高净值人群渗透率逐年上升，一度超过50%。自2013年起，高净值人群人均境外资产配置比例趋于平稳，保持在20-30%的水平。从投资目的来看，高净值人群从简单的分散风险过渡到主动追求收益，境外资产配置逐渐分散，资产类别的复杂度有所提升。机构选择方面，随着对境外投资风险和复杂度的认识加深，高净值人群更看重财富管理机构在产品选择和资产配置方面的专业性。投资地域方面，近年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地则升温明显。

自2015年起，“财富传承” 成为高净值人群继“财富保障”之后最重要的财富管理目标。虽然目前大部分高净值人群仍主要关注对财富本身传承，但是更深层次的需求正在逐渐浮现。财富传承的内涵逐步丰富——从简单的物质财富传承和风险隔离，到精神财富传承和家族企业传承。站在家族治理的新高度上，高净值人群开始全盘考量物质财富、家族企业和精神财富的传承，借助企业管理的智慧协调日益庞大的家庭乃至家族关系，探索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约定和规范家族内部的议事规则和重大决策。报告认为，高净值人群对放松管理权普遍持开放态度，但在企业所有权的安排上仍较为保守。

报告指出，创富方式的转变推动私人财富市场客群结构的改变：企业家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二代继承人和财富新贵涌现，越来越多的二代企业家承担起家族企业管理的责任。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引入职业经理人和外部专业人士完善企业治理，市场资本化程度的提升、IPO和新三板的开闸提高了股权的流动性和变现机会，也造就了一批以职业经理人、高管和专业人士等职业金领为代表的新型高净值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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