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我不敢…,新梦留学频道微信公众号文章

“抢跑”，或许就是对中产阶层家长和孩子的最佳描述。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5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与2014年度相比增长了13.9%。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的低龄留学市场也很火爆。

“抢跑”，或许就是对中产阶层家长和孩子的最佳描述。都说要“赢在起点”——可她觉得，当大家都在抢跑时，起点线只能越划越前。竞争的焦虑感像鞭子，孩子和家长就就是陀螺，日复一日被抽打着，永远停不下来。”

早教这个坑

“上课啦!”年轻的小伙子在走道里扯着嗓子喊。

面包、葡萄、糖果、卡通杯……和疼爱的眼神一并被家长们陆续收回。五分钟后，喧嚷的大厅安静下来，几十个成年人排排坐，百无聊赖地低着头，目光游荡在手机屏幕上。

王艾习惯了这样的周日早晨。儿子瑛瑛刚上小学一年级，已经在这家位于上海的少儿培训机构上了两年课外培训班。幼儿园大班时学数学，上小学后转了语文，王艾觉得内容太简单，最近正考虑着再换一家。她要保证儿子“至少二年级结束前不比同龄人落后”。

她打算到三年级后，如果能保持名列前茅，就继续在国内上小学;如果落入中下游，就干脆直接出国读书。两条路殊途同归——“无论如何，小学毕业后都是要出去的”。这意味着最快再过两年，瑛瑛将成为中国“低龄留学”大军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大陆赴英低龄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超过3000新生入学，在校总人数超过7000人。但是很多传统顶尖寄宿学校(例如哈罗公学)每年在大陆只招个位数，竞争非常激烈。

王艾和丈夫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不适合他(瑛瑛)。王艾很明确地说，“竞争又那么激烈，对孩子的压力、自尊都是考验。”

“你没得选择”

如今，王艾普通的一天始于清晨五点半。起床梳洗做好早饭，六点半叫儿子起床，七点半出门送他去学校。回到家中处理大小事务，下午两点又开车到儿子的小学——提前两小时抢车位。这是一天中的休息时间，在车里补一会儿觉，刷刷手机，很快过去了。

王艾怀念上班的日子，觉得比现在轻松。可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自打生瑛瑛，她就做了全职妈妈，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儿子身上。本以为儿子上了幼儿园就能轻松些，谁成想，“早教这个坑，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进名校？削尖脑袋挤破头

“打破头，死去活来才能进”

王华军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一早打定主意送伊伊出国：“教育不只是教育，它是生活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国外空气好，食品安全，东西便宜。”只是陪读规划还没做好，又想着国内教育基础扎实，他觉得在国内读几年小学也好。

为了让伊伊上个好学校，他早下过一番功夫。当初，自家房子对口的幼儿园不错，小学却是“菜小”——上海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和家长对“菜场小学”的简称，指有大量外来孩子就读的学校。王华军不肯。他是律师，妻子在银行工作，家境殷实。民办小学学费一年几万至十几万，国际学校更贵些，但他们还负担得起，便想送女儿去读。

他的想法并非个例。上海统计年鉴显示，在伊伊2014年入学时，相比起2000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民办中小学数量却增长了近一半，其中民办小学数量翻了近五倍。市场背后是需求。

“好的民办学校要打破头，死去活来才能进。”王华军说。2010年11月初，教育部网站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5年后，他感觉公办学校“择校费”已有缓解，“择校热”的火却烧到了民办学校。

交得起学费远远不够，还要考试：考逻辑、考英语、考表达。“零基础”小朋友是没有机会的。所以伊伊从3岁就开始学奥数、英语、特长和不怯场。临近升学，王华军和妻子上网四处查，有家里孩子在目标小学读书的朋友，就去要一份考卷回来让女儿做，揣摩思路。

报了4个学校，最终都没录取。王华军后知后觉：“有些培训机构也提供特定学校的专项培训。不知道，考试的时候才知道。”棋差一招。幸好他在伊伊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做了后备方案：在一家好的公办小学附近买了学区房。

复仁平考虑得更早，凡凡2009年出生，他2010年就又买了一套学区房。“当然也可以考民办，找关系，但是所有的操作都有不确定性。”他说。在孩子的教育上，钱是他的倚仗，也是唯一的倚仗。

他隐晦地提起“规则的不公平”：“学费不贵，但是要进去代价太大。进去的孩子，确实有特别优秀的，可能有30%，剩下70%都是在运维方面。”

“条子生嘛，谁不知道。”王艾毫不避讳。瑛瑛进了很好的民办双语小学，同学的父母中有妇产科主任、985大学教授、电视台的领导……她每天提前两小时去抢车位，看到的豪车和特殊牌车也不少。

在王华军看来，一样拼钱，学区房比“递条子”更划算。王艾却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有钱没关系也进不来的。不知道底细，谁敢收你的钱?”

复仁平只觉得，不公平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就算有特殊照顾，也总是有缺陷的。这是他想送孩子高中出国读书的原因之一：如果竞争无可避免，他希望孩子在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去拼。

这是价值观的考量。王华军也有思虑。伊伊班级里有家长委员会，逢教育局、领导检查，都要配合教师写报告：多少次活动，多少次交流，多少家长会……王华军嗤之以鼻：“都知道是假的，都装得像真的。这一套从我们小时候就有，现在社会上也有，撒谎习惯了。”

他不想让女儿再继续接受这一套。女儿上到第二年，他更后悔了，因为明显感觉到学校课业量加大。“你拎拎，不轻吧?”他递过自己的双肩包，“我女儿的书包比我重!”他觉得这是拔苗助长，也心疼。

可这在民办小学，尤其好学校，是难免的。王华军伸出手指：“上海有四大名校(高中)——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复旦附中、交大附中，有几个民办初中要能(从初一就)进去，上这四大名校的几率就高多了。这几个民办初中，小升初太难了。一级一级，没有能让你轻松的时候。”

他选择不接受这套体系。但身在公办小学，伊伊不可能特立独行。“我可以不让她参加考试，少写作业，但后果呢?她在班里会立马被边缘化的。”王华军不敢冒这个险。

思来想去，他决定尽快把女儿转去国际学校。

体制外的教育之路

王艾也开始考虑给儿子转学了，尽管瑛瑛读的已经是别人打破头都进不去的民办双语小学。开学三个月，王艾已经被“请”去学校好几次，隔三差五接教师的电话，说他和垃圾桶玩儿，在课桌上乱画，上课接教师的话……

王艾很无奈，瑛瑛在家向来“放养”，家里的墙随他涂，好奇心也重，没见过的都喜欢动一动。最麻烦的是，他确实不怕老师，被批评了只会一脸懵懂有板有眼地回复，就算不是故意作对，总也不像是个听话的样子。

“就是天真。”王艾总结。总被老师找，她也慌，认识一个心理学教授，特意带儿子去看。得到的回复是：心智嫩，虽然已经7岁，心理年龄还在5岁左右。王艾明白，孩子不是故意惹事儿，也都不是大事儿，甚至不能叫“错误”，只是天性如此。

但她也知道，这所学校里未必有让孩子发挥“天性”的空间。教师旁敲侧击好几次，建议王艾带瑛瑛去测有没有多动症。测试结果显示：没有多动症;不过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教师又说，注意力不集中，那要不要去治一下呢?于是，王艾又去考察了一个专做注意力训练的培训机构。

最终没报。王艾想，年龄大了自然会好，非要花万把块钱去做这种训练，让7岁的小孩定在那儿，有什么意思呢?瑛瑛喜欢英语，自己拿Ipad跟着软件学单词的时候挺坐得住。还报了三门英语课，不让上都不行。肯学习，也不是故意惹事儿，她不想把孩子当病人对待。

可瑛瑛要成了“问题学生”，没有玩伴，她也烦恼：“能进这个学校的，都是花了大力气来的，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圈子也要从小培养，家长会跟小孩子说，你不要跟谁谁谁玩儿。家长自己也有小圈子。”

王艾觉得心累。瑛瑛的三门英语课中有一门家教，教师是意大利人。和她聊天中，王艾发现对方完全没觉得瑛瑛有什么问题，也很认同发扬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这坚定了她让儿子出国读书的决心。

老公原本不同意，他出身农村，到上海读大学，一路奋斗至今已很满足，也想让儿子过安稳无忧的日子。瑛瑛才7岁，他把以后的婚房都买好了，还希望未来的媳妇能是医生或者老师这种稳定职业。王艾母亲也不同意，担心孩子小，王艾英文不好，陪读不知怎么过。真的去了，家里的生意、夫妻的感情……一连串都是麻烦事。

只有王艾一个人坚定不移，说服所有家人，定要让孩子出国。最初被请家长，她总拉着老公一块儿去：“教育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去了三四次，灰头土脸的，老公也不乐意了。“就不愿意来。也开始觉得孩子出国读挺好。”王艾笑得狡黠。

中产阶级对教育的保守与冒进

“我不敢赌”

复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国。

他希望儿子能够见多识广，也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从小的培养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让你去思考。”

他将教育比喻为土壤：“不光是为了成才，还有对社会的认知、社交圈的形成、个性的培养……(不同的)土壤上长出不同的东西。”若等到大学，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经固化，复仁平觉得太晚。现在又太早。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职，无法陪读。

作为金融从业者，复仁平将家庭海外资产配比纳入考量因素。儿子出国读书的预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半留作凡凡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社交费用等，另一半用于购置房产。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计一百多万元，凡凡离初中毕业还有8年，在他看来，这个目标不难达到，这笔投入也很值得。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来生活的场景：“天空是蓝的，有阳光，脸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这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危机感”，是复仁平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也是筹划下一代未来时的情绪底色：“一个是空气、水、环境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对国家规则的危机感，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房产、教育资源、学区房……以后会不会变，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你能预测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国读书，而后移民。这与王华军和王艾的计划如出一辙。

他说：“孩子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还有1%(的人)要么沉沦，要么爆发，但你不敢赌这1%。”

王华军也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他给伊伊18岁前的教育投入预算是至少三百万元。

“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

“像我们一样，读了大学，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有自己的价值观，做人比较靠谱、比较善良，这些基础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样的水平吗?那也不算基础了。”

“让她不要变成一个例外吧，在我们正常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说白领这样。但是不能说变成……也不能说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个阶层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晋级道路。不上好大学就有前途吗?这个比例太小了。比尔盖茨退学了，扎克伯格退学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万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个水平上了。我们还是好好当普通人吧。”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她已经不再去想：“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教育这不能去比，永远都不成正比的。已经做过了，就没什么好想的了。”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王艾，瑛瑛，复仁平，凡凡，王华军，伊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