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姑娘说，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一次却为了给她送忘记带的馒头而一路追着自行车跑了两公里，旁边有人提醒，她才发现气喘吁吁的父亲，接过馒头的那一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有个失恋的女孩说，在最痛苦的时刻，要不是母亲的支持和安慰，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否会继续，当她醒悟过来的时候，她说，如果我的母亲不在了，我会活不下去的……

一个身在异乡的男孩，因为工作的种种不快，几乎抑郁，母亲从家乡寄来的特产让他突然想到，在遥远的那边还有时时牵挂自己的亲人，和那个叫做家的地方做自己最可靠的依靠……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忘不掉的人或时刻，他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让我们从绝望中重新振作起来。父亲、母亲、朋友、师长……我们被他们温暖着，也温暖着他们。

汪曾祺先生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但他平常的世界里却是满满的温情和感恩。感谢上天赠予这样的缘分，让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所有我帮助过的人，不客气！

我的父亲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和进来了。

我的母亲

她（继母）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我的祖父祖母

有一天，他（祖父）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一张祖母的六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时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年轻时不像，现在，我老了，像了。

那座花园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小学

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儿，心里很感伤。

我十九岁离乡，六十六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五小当然没有了。

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西南联大中文系

美国人问他（一位作家）：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我的老师——沈从文

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沈从文的葬礼）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