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新闻中看到有头衔的大人物、明星纷纷在这一风暴中落马，我们也注意到自己身边的许多朋友在社交网络上以“#Metoo”（#我也是）分享他们的遭遇与愤怒。

此前沉默的弱者，今日突然能够借助社交网络、媒体来发声，甚至咆哮。他们的勇气和愤怒，让我们意识到，性骚扰可能并不仅仅是新闻中满足我们猎奇心理的材料，也是我们身边朋友的切实伤疤。

那么，性骚扰到底有多普遍呢？

性骚扰最恶劣的形式——强暴，都很难统计。由疾病防控中心统计的官方数据显示，1/5女性以及1/60男性都曾经历过强暴。而很少受刑事惩罚的性侵犯则更普遍，但也同样难统计。“性骚扰”一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这和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有关。性骚扰的受害者大多数都是女性（当然也有男性，但相对较少）。而与“性骚扰”相关的法律定义到1980年才出现。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定义，任何影响当事人工作的，不受欢迎的性骚扰、性挑逗行为、要求性好处或者其他语言上或者肢体上的与性有关的侵犯。但起初官方记载的投诉在法律定义产生后的5年间，仅有16起。最高院在1986年将这一定义加入1964年民权法后的30年内，性骚扰投诉一下上升到了40万。

“性骚扰”投诉数量激增，并不意味着“世风日下”，笔者认为，这一数量的增加，反而可能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了自我意识、独立的意识，对于别人侵犯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有反抗意识，也更加明白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但是仍然有许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在最近的一个多月以来，我们看到的指控“性侵者”的例子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EEOC2016年的报告显示，大约有25%-85%的女性曾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受害者大多是，年轻、初级员工，在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工作，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女性，仅有17%“性骚扰”投诉是由男性提交的。

或许有些华人对于最近这起“指控性侵者”风暴纯属抱着一种看客心态，觉得这是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问题，在华人圈子比较罕见。但少数族裔女性遭到性侵的威胁并不低于白人。

曾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控告凯鹏华盈性别歧视的硅谷女强人鲍康如（Ellen Pao）,其实也曾遭到同事奥吉尔·拿尔（Ajit Nazre）性骚扰。这一性骚扰也是的鲍康如沉默数年，直到2011年，她才和同事讲过这一困扰。在另外一名女同事也遭到拿尔骚扰后，鲍康如在2012年向公司管理层举报，数月后，拿尔才离职。

鲍康如（Ellen Pao）

另外，甚至也有人夸下海口，称在华人圈，性侵问题没有美国主流社会严重。还记得，今年四月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写作出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杀，书中房思琪遭遇老师诱奸、性侵的经历实际林奕含本人也经历过。这一青少年的经历一直纠缠着她，直到她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也结束这一痛苦。长期压抑沉默总是会要爆发。“性侵”投诉零记录，并不代表着不存在这一问题。

通常，在性侵者以及受害者之间常常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如温斯坦身为好莱坞大名鼎鼎的制作人，自然让初出茅庐的女演员等人变成了沉默的羔羊；比如上司与下属之间；比如老师与学生之间等等。受骚扰的人处在权力关系的不利地位，是反抗？还是顺应形势？很多人会选择后者。

特别是当受害者年轻未经世事，或者是未成年人，属于无知而无力反抗的范畴。刚刚提到的房思琪或者林奕含是这样，曾遭演员史派西（Kevin Spacey）侵犯的14岁男孩拉普（Anthony Rapp）、曾被地区法官摩尔（Roy Moore）追求的少女们都是。而“猎食”他们的正是那些利用对方的无力和无知的、滥用他们权力的年长男性。

路易C.K. (Louis C. K.)

正如遭到指控后的路易C.K.(被无名女性指控在她们面前自慰)在道歉声明中所说的：

这些指控属实。那时候，我和自己说我做的事没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没有询问的前提下给一个女人看我的性器官，这是真的。但是我后来才明白，太晚了——当你较另外一个人拥有更高的权力，让他们看你的性器官并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困窘的。对于这些女人，我拥有更高的权力因为他们崇拜我。而我不负责任地滥用了这一权力。

造成这些“无知者”的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存在的“谈性色变”，或者说避而不谈“性”。如果儿童、青少年甚至年轻的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更深的认识，明白什么是正常的接触，什么是不正常的接触，知道如何投诉侵犯自己的人，知道在遭遇侵犯时怎么做可以减少损失；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教育者能够搁置他们不必要的“羞涩”，对于孩子们进行极为必要的性教育，我们今天听闻的这些绯闻可能会少一些。

而让许多性侵受害者沉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强奸文化”（Rape Culture），尤其是“谴责受害者”（Victim Blaming）,也就是当性侵犯、强暴等事件发生时，社会舆论会指责受害者，认为受害者的一些做法给施暴者创造了机会，或鼓舞了施暴者。民众总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完全无辜、毫无瑕疵的受害者。“她不应该穿着暴露”；“她不应该单独去他宾馆的私人房间”；“她不应该这么晚外出”等等；而正是这样的思路，使得很多的受害者不愿意公开指控施暴者，来承受二次伤害。

另一方面，“强奸文化”对于性侵者又格外地包容。曾经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发生在加州斯坦福的性侵案中，性侵者是特纳（Brook Turner），白人年轻男性，又是斯坦福大学的游泳健将，他们将“性侵犯”轻描淡写地称为一个“错误”，判处特纳服役6个月。

特纳（Brook Turner）

又比如老布什，目前已有至少7位女性指称在和前总统合照时，或其他场合，遭遇“咸猪手”。对此，民众似乎也默然接受，既然他已经道歉。

这次“指控性侵者”风暴来袭，异常之处也在于，民众不再指责受害者，而是全力炮轰施暴者。目前纽约和洛杉矶警方都开启了对温斯坦性侵的调查；史派西主演的热剧《纸牌屋》停拍，已经拍好的电影换角；共和党国会领袖纷纷敦促曾经与未成年少女有不正当性接触的摩尔退出竞选等等。

另一边，民众也鼓励受害者的勇敢，并且将舆论的导向转向了每一个网友自己。女性们在发表“#Metoo”的时候，在仔细梳理自己过往的经历，有多少是因为无知而被占了便宜，有多少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使得性侵者得逞，有些人后悔当初没有揭发自己的侵害者，或许在自己之后可以少几个受害者；男同胞们也在仔细审视自己是否曾经越过界，是否也成为集矢之的，成为众人声讨的对象。随着越来越多的重磅指控落下，这次风暴俨然成了“文化清算”。我们不做性侵者的同仁，我们不看他们拍的电影，我们不要行为不检的演员或议员。

本周四曝出，2006年参议院弗兰肯（Al Franken）在飞机上，趁女主播睡着之际，未经允许触摸对方胸部，并拍摄照片称其为“玩笑”。但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估计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这个“恶作剧”好笑，反而觉得这张照片让人不安：如果我过去可能觉得这张照片好笑，是为什么？我是不是也把“性侵”正常化了？

笔者认为，在这场风暴中，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你我对于这种压抑受害者、怂恿性侵者的文化，到底应该负多少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