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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浩浩荡荡的春运队伍里，寄托着三亿多人每年只能团聚一次的除夕；而这所谓亲情的背后，是无数个留守儿童、体制性寡妇和空巢老人无尽的盼望。
我们理应是自豪的，我们的城市建设雄伟壮观，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城市高楼耸立的背后那几千万被撕裂的家庭。
他们为GDP承受了那么多，却仍然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每年只有这一次，只有十几天，所有的亲情、爱情、友情都要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重温、重拾、重建。
渐渐提高的收入、日益丰富的餐桌和越盖越漂亮的房屋所带来的幸福感也被婚姻的不稳定、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子女辍学率、犯罪率以及老人无依无靠的孤独所替代。
也许这是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我们对待一系列问题也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过好在，这样的情况别的国家也同样经历过。
1954年4月5日下午3点33分，第一列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临时夜行列车从青森发出，开往东京上野，拉开了长达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成为70%。
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
那么，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也会产生农村家庭亲情撕裂的现象呢？“留守儿童”、“体制性寡妇“、“空巢老人”在日本又是否存在呢？
二战结束后10年，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业和商店为了应付高速增长，产生了“用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劳动力供求比达到1：3。
而乡村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因为日本特有的“长子继承制”，二男、三男没有土地和房屋可继承，战后军队也不复存在，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数6个以上的东北地区，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自然而然的，城市和乡村一拍即合，从1950年开始，大批乡村年轻人怀着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忐忑，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
上野也因此变成了“东京玄关”，对于很多年长的东京人来说，除了樱花和博物馆，这里还是承载着他们命运转变的关卡。
当年的歌星井泽八郎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歌《啊，上野站》——上野是心中的车站，假如人生必须从哪里开始，我宁愿是这里，因为车厢里还有故乡的气息。
《啊，上野站》歌碑
面对着这样巨大的人口流动，政府也顺势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措施，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隐患。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只有“誊本”，没有户口本。
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国的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也从根本上消除了被区别对待的可能。
为了进一步对接城市和乡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公共职业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边搜集企业用工信息，一边跟学校合作，将整批的中学毕业生集体送至城市就业，史称“集团就职”，而这些人就相当于那个时代日本典型的“农民工”。
到达大阪的集团就职青年
有了工作也不能忘了教育，作为战后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的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可以说这些被称为战后“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会和雇主的高度重视和呵护。
也许在“农转非”的前期，也会发生一些社保不健全、拖欠工资、劳动环境恶劣的情况，但在一个劳动力卖方市场中，这些都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也保证了日本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工资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
▍住房
想要在一个地方活的有尊严，住房可能就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一部拍摄于1959年名为《就职第一年》的纪录片，详细的记录了日本为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所付出的努力。
为了让这些年轻的集团就职者们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
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典型团地“一户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虽然平米数不大，但小巧紧凑，一应俱全。
典型的团地一户建室内
根据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这些在团地生活的外来务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机、电饭煲等小家电拥有量上也都领先东京平均水平，可以说率先步入现代化生活。
并且团地租住门槛极低（只有年薪和储蓄的要求），也无需保证人，只要能提前付清一年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总之，这样的住房，在当时的日本，应该是备受大家羡慕的。
▍孩子入学
基本上到了这个阶段，集团就职者们已经完成了成家立业的大部分任务，紧接着就要考虑生娃了。
因为没有户口，所以对于城市人来说也没有展现所谓“原住民”骄傲的机会，大量的集团就职者在结婚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出现什么障碍，所以大量的孩子也就随之出生了。
可以想象，本地学校的容纳能力肯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城市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扩容已有学校，开设更多班级、增加班级人数；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各种方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
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所以也不存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差别，师资力量整体不相上下，即便有些临时搭建的学校硬件不到位，但是在教育的原则、理念和能力上，同原有的老牌学校并没有差别。
甚至随着人口的涌入和城市的不断扩张，一些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位置也逐渐演变成“市中心”，那些新开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后发优势甚至后来居上。
可以说，这些孩子在日常生活、升学就业、文化娱乐等方面和所谓原住民的孩子基本没有差别。
▍善待农民
有稳定的工作、有整洁廉价的住房、孩子的学习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可以说这些日本农民工的生活是让人羡慕的，可是日本的农民也并没有一股脑儿的全部涌入城市，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农民“并不那么差钱儿”，甚至可以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了。
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
其次，日本农民一直有着“兼业”的传统，在从事农业之余，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短工是东北和北海道等地区农民的特点。
更重要的就是，日本农协(JA)对农民的保护可谓面面俱到。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JA可以说是个全产业机构，从上游的金融（贷款、存款）、到中游的保险，一直延伸到生产和销售。
这种模式不仅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由于其组织机构的细密和庞大，JA也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
特别是在出身农家的田中角荣时期，JA主导的农村成为自民党的“票仓”，甚至一度成为能够左右竞选的绝对力量。
因此，农民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农协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而农协则成为农村的政治代言人。
这种代言对于农村来说，不仅可以实时反应农民的真实需求，同时在遇到同城市、资本等利益集团的冲突时，不会各自为战。
从效果上说，博弈所得大大优于政府从上至下给予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是冠以“惠农”的名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政客们不管谁上台，都不惜动用各种政策、顶着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保护本国农业、维持高米价（曾是美国米价的2.7倍）、限制进口粮食。
而这一切，也逼的政府不得不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待遇，为了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政府必须保证农民工在城市里不得受到半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还要全心全意的改善农民工的社保、收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问题，要不然，人家真的会集体回家种地的。
甚至有些企业还在乡村就近建厂，这样不仅使得农民可以就近入职，同时也降低了租地和人工成本，可以说实现了多赢。
总之，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按照预想顺利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的需求也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麦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1945年至1952年，美国曾对日本实行了长达6年零8个月的军事占领，这期间也对日本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现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占领期间，麦克阿瑟通过强硬手段，分拆财阀、进行土改、设立新闻自由、并建立了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社会组织。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根本上抑制了政府的权利，也打破了传统利益集团的统治，更为日后日本社会的自我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固化的社会阶层得以瓦解，阶级流动也成为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也给日本人带来了自我反思。
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日本是个“资源贫乏”和“市场狭小”的社会结构，可是过去人们往往把资源定义为自然资源，忽略了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如何将人从负担变为资源也就成为了日本教育的核心。
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码，仿照美国改造教育体制，保障100%义务教育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专业教育，并且在企业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现场教育上，同样不遗余力。
其结果就是，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过深度教育的人不仅能够胜任高级产品和服务类的工作，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
即便是蓝领，也可以通过技术创业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是再小的企业，也能成为全球某一技术领域的顶级生产商。
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得到同样的社会资源和发展前景，那么意识上的门槛和偏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这使得均一发展成为了可能，也使得贫富差距得以不断缩小。
这也就进一步的解决了市场狭小的问题。
日本人认为所谓市场狭小就是没有解决好分配的问题，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如果劳动阶层不仅成为生产者还能成为消费者，那么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1961年池田内阁提出了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亿总中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层，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
▍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社会的改变几乎与农民工进城同步发生，可以说最能感同身受的，也是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根据1965年《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报告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生活会更好”的预期比例达到40%，不仅远高于留在乡村者的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个百分点。
如果进城打工既能保证口袋里有钱，也能拥有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样充满希望的生活中，谁还会把老婆、孩子留在千里之外，谁还会让家庭、亲情撕裂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民众是幸运的，不仅实现了发展的效率，同时实现了发展的公平；不仅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时轻松逃逸了“中等收入陷阱”。
再联想到近期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讨论，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于公平和效率并举的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日本人也经历过疯狂，他们在1986到1990这些年也过着全民炒股、炒房、抛弃实业，专注钱生钱的日子，这种景象日本学者还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词——“孩童资本主义”，意思是像孩子一样天真、脑袋热、犯傻。
从中日经济崛起前后30年的时间差来算，我们也许也正在“孩童化”，也许也绕不过去这种全民淬炼的过程，也许会痛苦，但如果痛苦之后等待大家的是一种安定幸福的小日子，也是十分不错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小日子过好，也许才会最终回到中国式思维的大功大业，想起一句话：在自然界，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而不是相反。
来源：综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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