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毓智：斯坦福大学博士（1999）和访问学者（2011）
本文原载于羊城晚报-金羊网
衡量一所大学的水准，一是看它的科研成果，二是看它的学生素质。我认为，评价一所大学的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毕业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等国际顶级奖项的人数。
世界大学排名榜五花八门，名次的出入非常大，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标准不同。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哪个排名榜是把毕业生获得国际顶级奖项作为评估标准的。其实，一个大学培养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毕业后的学术表现更能反映这个大学的教育水准，更能说明一所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那些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教师队伍强大，毕业生优秀。按照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来排名，世界前五位的大学分别是：
第一名，哈佛大学，其毕业生有76人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名，剑桥大学，其毕业生有65人获得诺贝尔奖。
第三名，哥伦比亚大学，其毕业生有44人获得诺贝尔奖。
第四名，麻省理工学院，其毕业生有34人获得诺贝尔奖。
第五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毕业生有32人获得诺贝尔奖。
上面这几所大学我都去过，走马观花了他们的校园文化。斯坦福大学建校历史比较短，其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只有13位，然而其现今的教师和科研队伍中有20余人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该校就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名列世界第一。最近几年斯坦福大学本科生入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哈佛大学等，其学生素质可想而知。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一景。在课堂之外，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在认真地讨论着什么
其他一些世界名校，同样以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作为立身之本。2008年我到德国开会，顺路参观了海德堡大学，到那里才知道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中有17人获得诺贝尔奖，教师队伍中也有十几人获得此殊荣。德国还有更牛的大学，诸如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等，都培养出了极多的杰出人才。
单看亚洲，按照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人数这个标准，日本东京大学第一，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日本京都大学第二，有6人获得诺贝尔奖；日本名古屋大学和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并列第三，都有5个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这些数据更能说明问题，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人数，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准的可靠而稳定的指标。
诚信关系着教育的成败，影响着优秀人才的培养。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的首要特质就是讲究诚信。
美国有少数几所名牌大学实行“荣誉考试制度”，斯坦福是其中之一。这种制度规定，不用老师监考，完全信任学生。考试的时候，老师把考卷发完后就离开考场。办公室远的老师，搬个凳子坐在考场门外，学生有问题就出来问。办公室近的老师，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学生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办公室找老师问。学生可以带任何自己的东西到考场，包括作业本、教材、词典等，没有任何限制，而且你爱放哪儿就放哪儿，搁在自己的考卷旁边也行。
这是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时所住的学生宿舍。左边这一栋房子就是我那时的家，上下两层，楼上有两个房间，楼下是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还有阳台和后花园。
考试中间，学生想上厕所，甚至想到室外透透风，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也不需要作任何登记。学生做完考卷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可离开，到时候老师就会来收卷子。很多人会想，这不会乱套吗？其实，这种做法在诚信较好的社会里，比有监考老师、有摄像头监视给人的压力还大、还可怕，让你觉得周围的同学都是“监考官”，任何不轨的行为都会招来鄙视的眼光。
“荣誉考试制度”就是充分信任学生，认为每个学生都是诚实的、优秀的。那么，每个学生也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名誉。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期间，经历了很多场闭卷考试，没有遇见一次作弊的事，也没有一次听说有人作弊，更无因作弊被学校通报处罚的新闻。斯坦福的学生都很傻、很单纯，谁也不会往这方面想。大家平时都在努力学习，考试的时候也就老老实实地来证明自己的真实能力。这种看似平淡的事情，却有非凡的效果，让每个人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这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的一尊雕像，名字叫“午餐时间”，这个学生一手拿着三明治一手拿着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这是美国大学里学生吃饭时的常态。
2010年，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修读了数学系的一门《现代代数》，是本科生课程。这门课有一个期中考试，考试场地和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根本不占课堂时间，考试方式自由得令人吃惊。老师提前一个星期就在学校的这门课的教学网络上把考题公布出来，学生可以自己任选一个地方，用两个小时把题目做好，到了规定的那一天，学生把答好的考卷交给老师就行。
这次访学期间，我还修读了计算机系开设的《信息论》。这门课没有闭卷考试，就是根据平时三次大作业评定成绩。学生交作业那天，教这门课的教授把所有题目的答案打印好，厚厚的一摞子放在讲台上。在上课之前，这位教授宣布：“今天交作业的同学可以拿一份答案回去对照，看自己答得如何，而今天因故不能交作业的同学则下次再拿答案。”
那些当天交不了作业的同学，就自觉下个星期交作业时再拿答案。老师也不担心那些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借同学那一份答案回去抄，学生也不会想这个点子。这是一种信任的契约，它是师生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谁也不会去违背。
从课堂学生选择座位的情况，可以看出大学的学习风气。我在新加坡上过这么多年的课，又在国内几十所大学讲过课，发现一个学生上课座位的分布规律，前两三排一般是没有人的，而后几排座位的人最多。在斯坦福大学，这种情况恰好相反，前几排的人最多，后面依次减少。这种学生上课选择座位的情况，一方面说明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生只上自己真正喜欢的课。
哈佛大学的校园是旅游胜地，游客如织，其中一个景观就是随处可见静静读书的学。
充分利用吃饭的时间学习，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现象。这里讲一个我在斯坦福的一次经历。2011年2月的一天午饭时间，我打好饭一个人坐在一张空桌子上。一位亚裔学生端着饭问我是否可以跟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这也是美国人的一种礼貌，遇到这种情况都要征求一下先坐下者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了。当时我心里在想，看看这位学生会不会拿出书来边吃边看。果不其然，这位同学一坐下就马上拿出一本书来，边吃边看，一直到我走的时候，都还是低着头。这种事情在这里太正常了。
2011年夏天，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观时，看见校门口的一个小花园里有一个街头艺术，名字叫“午餐时间”，是一尊铜像，一个学生坐在地上，一手拿着刚咬了一口的三明治，另一手捧着书专注地阅读着。这尊铜像是世界一流大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定格。边吃饭边看书的习惯并不好，但从中却折射出世界一流大学学生的学习风尚。
一流大学的学生都善于思考，因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学习上的问题，主动而频繁地找老师问问题便是著名大学的一个特殊的景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每周都会抽出两个固定时间，在办公室里待着，专门解答学生的学习疑难问题。教授办公室的门口，常常摆着若干张凳子，因为学生经常来问问题，教授一时接待不过来，就让同学坐在门口排队等候，一个一个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地地道道的“教授门诊”！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者都懂得，只有从事大生产的技术工人才可以集体培训，批量生产，而高端人才是需反复打磨、精雕细刻才能产生的。因此，他们都实行小班教育。我统计了几所著名大学的师生比例，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它们的教师与本科生之比，一般在1:5上下，加上研究生，老师和学生之比不超过1:10。
小而精办学最成功的典范是加州理工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也就2000人刚出头，学校的教师大概300人，然而它的成绩斐然，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其毕业生中就有20人获得诺贝尔奖，按照比例甚至超过了哈佛大学。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是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的。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宣传策略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教育理念。斯坦福大学在宣传自己的一则广告中，特别说明，它70%左右的本科班级都在20个学生之下，这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师，教学质量更能得到保证。
拥有国际视野，及早接触前沿科学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都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让他们及早了解科学的最前沿问题。
首先，让自己学校的世界一流大师站在教学第一线，让刚入校的学生就能零距离接触世界级大师，消除神秘感，这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信心，树立远大的志向。
其次，鼓励学生踊跃参加学校组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2010年我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他们的化学系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会议，报告者的资格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作报告的人数只有10位左右，听的人很多。这些与会者除了报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外，还与大家讨论哪些是本领域的最前沿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在读书期间就能接触这些杰出学者，开始思考本学科的最前沿问题，肯定有利于日后做出革命性的成就。
再次，频繁邀请其他知名大学的最杰出的学者来作学术演讲。我在那里访学期间，就听过数学系和物理学系的系列讲座，被邀请来的嘉宾不少都是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此外，美国大学非常注重学生眼光和胸怀的培养。著名大学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校长讲话很体现他们的教学理念。在开学或者毕业典礼这种场合，这些大学校长总是把当今世界最有挑战性的难题拿出来让学生思考，比如气候变暖问题、能源危机问题，如此等等，鼓励学生要有勇气去迎接挑战。
在这种讲话中，校长们常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培养学生的自由精神、冒险勇气、国际眼光以及智慧开发等。不难理解，在这种视野下培养出的学生更容易成为世界级的大师。
为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斯坦福大学还有各种各样的基金，每年可以
课堂只是大学学习的一部分，世界一流大学里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活动，也成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的学术团体，几乎天天都组织学术讲座，像计算机系，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每个时间段都安排有学术讲座。这些学术活动又分等级，有的是针对同方向的少数专家的，有的是针对本系所有师生的，有的则是面向全校的乃至对社区大众公开的。
针对大众的讲座，即使数学、物理、生物这些高深的学科，一般人也能听得懂。我的经验是，不管听什么讲座，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得。
在2010年访学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叫“复杂系统研究组”的学术团体。这个学术团体每次活动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教授，也有本科生、研究生。参加者的系科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情四溢，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个新来者，不论你来自哪个学科，也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度。每一个新来者，组织者都让你留下电邮，之后的所有活动都会通知你。这个研究小组开始就是几个人，后来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现在已经成了上百人的大学术团体。
大学里这种学术团体完全是自发的，完全是出于兴趣，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分配，没有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经济回报。这种自觉自愿的献身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不可少的。这些团体的发起者既有老师，亦有学生。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还有一帮华裔子弟组织一个《论语》学习小组，有一二十个人，他们看不懂中文原文，就学习英语译本，每星期三晚上聚会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他们听说我写过一本《孔子和他们的弟子》的书，就请我去跟他们座谈了一次。
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很多系科的学生每个星期五下午都有一个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同学聚会，交流自己这个星期阅读的心得。由于每个人阅读的文献不同，理解角度各异，说出的心得各式各样，这种活动既开阔眼界，又激发灵感，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脑力劳动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生活和学习空间。拥挤的环境、嘈杂的气氛都很影响脑力工作，所以世界一流大学都特别注重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和生活空间。
斯坦福大学校园一景。边吃边喝边聊边看书，什么时候都可以交流学习，什么时候都可以翻几页书。
住宿条件很重要，它既是学生休息的地方，也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都是一个人一个房间，有家属的研究生还是一家一套小洋房。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时，是带着家属的，分配给我的学生宿舍楼上有两个房间，楼下是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还有阳台和后花园。这样的住房条件就可保证同学之间互不干扰，有家属的学生也能专心学习。我也去过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加州大学，都具备跟斯坦福大学一样的居住条件。
美国像样一点儿的大学都给研究生提供办公室。1993年，我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书，那里的研究生是两人一间办公室。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是最出人才的地方，培养了大批IT行业的精英，这与他们的学习条件分不开的。我到过他们的系，每个博士生都有一间办公室。连我这个临时去访问一年的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也给提供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大大提高了我的学习工作效率。我的《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一书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写成的。
在学习上，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那就是空间。这包括休息的空间、讨论的空间、吃饭的空间、散步休闲的空间，只有具备了这些空间，才能保证学生的思想空间。
我在不少大学讲学，学生常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忠告”？我的回答是：“把大学学习看作一个探险的旅程，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逛公园。”
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在美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培养出了许多大企业家。老院长罗伯特·琼斯教授给经管学院的学生作了一次报告，其中一个忠告就是“不要停留在令你舒服的环境中时间太久”。的确，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点儿跟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敢于挑战自己。
有一个统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绝大多数的人在大学学习成绩都是B。牛顿和爱因斯坦甚至被老师认为是问题学生，他们在老师眼里并不是好学生。而那些成绩都是A者，后来干什么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些敢于挑战自己的学生，容易被看成离经叛道，一般不会在成绩上表现自己，而科学真理的发现正是青睐这种离经叛道者。
在2010年耶鲁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理查德·莱文校长这样告诫新生：“耶鲁大学开设有2000多门课供你选择，但是你不得不错过98%的课程。但是我要督促你们多尝试不同的课程。每一个学科代表着人类的不同经验，任何一个学科都能够给你提供不同的窗口，去领略自然界和社会的文化积累，让你能够从不同角度看世界。如果让我给你们一个忠告选课的话，兴趣尽量广泛，尽可能多涉猎各种学科。不要老抱着这样的信念，你来大学之前选定的学科是最适合你的。选一些完全超越你以前知识经验的课。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你的知识面，还可以发现你意想不到的巨大潜力，这甚至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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