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金融街的办公室里，刘婧想了许久也难以说清，离开河北衡水中学近十年，她对这所学校究竟是种怎样的感情。　　

最近一次，衡中记忆被唤回，是这些天校友群里同学纷纷转发的一则消息：校长张文茂退休了。在这位校长执掌衡中的20多年间，学校从初露头角一步步成长为独霸河北的神话级高中。前不久，衡水中学又以通过清华北大自主招生初审的人数之多，引发热议。

放眼河北，近些年，甚至全省教育都被“衡水模式”裹挟着前进。但同时，这座超级中学也被贴上“高考工厂”等饱受争议的标签。　

真如舆论所质疑的那样，学生们在衡中被扼杀了天性和创造力？　　

又是一年高考时，记者采访了数位已经毕业的衡中人。3年求学时光究竟带来什么，也许只有曾经围墙里的学生才能回答。

惜时：3年睡觉不脱衣

“你是衡水中学毕业的？你们学习是不是特别苦？”上大学后，刘婧曾经不止一次被同学好奇发问。这成了几乎每一位衡中毕业生的“必答题”。　

今年5月26日，衡水中学领导班子调整大会宣布张文茂不再担任校长职务。新任校长郗会锁在发言中称：“我于1998年来到衡中，至今整整20年……今后工作中要大力弘扬衡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好传统、好作风。”

何为“好思路、好做法、好传统、好作风”？

刘婧说，刚入校时，同学们都会被“科普”衡中的发展史，“即使是现在堪称毫无死角管理的衡中，也是从当年水没膝盖、屋顶快被学生掀翻走过来的”。

时间退回至上世纪80年代，衡中与所谓“名校”还搭不上边。1992年，身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的李金池接手衡中，这成为学校的转折点。自1993年起，衡中正式关闭校门，实施住校制，从此走上“半军事化管理”、“量化考核”的超级中学“腾飞”之路。

        学生的每一分钟都被利用到极致。如今在北大读博的何天白，即使过去多年，依然能清晰回忆当年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　　

除非极个别的特殊情况，没人能逃过每日清晨的跑操。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操场，衡中的大部分学生都准备了两床被子：一床用来睡觉，一床用来应付检查。 每天5点半起床铃一响，何天白便如条件反射般起身，穿好衣服，搬来整理好的样被，再把乱糟糟的一团睡被丢进橱子里，上好锁。

衡中学生有各种各样节省时间的方法，有人甚至3年不曾脱过衣服睡觉。　

很多时候连刷牙也来不及，何天白就得随着拥挤人流跑去操场。为了不迟到，能跑就不走。在5点45分跑操前，所有在操场站定的学生纷纷拿出自己的复习材料大声朗读。何天白通常在前一晚整理好材料卡片，第二天揣在身上。“虽然没有特别规定，但没人会不执行。别人都在看书，你不看就总觉得怪怪的。”

800米的操场，学生们每天需要跑两圈。每当经过固定地点，各班都要扯着嗓子，用尽力气喊出自创口号，如此循环，日复一日。若是遇上开放日，跑操的队伍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包围，连续不断的闪光灯和此起彼伏的口号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处奇景。　　

“时间像是被刀切成一片片。”何天白说，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被压缩至“0分钟”。

高三时在食堂吃饭，刘婧常常端起盘子边走边吃，一路走到食堂门口收餐盘处，正好吃完，最快只需3、4分钟。以致于到现在，她仍旧不习惯细嚼慢咽。她打趣道：“衡中人吃饭通常都用勺，因为连菜带饭吃起来更快。如果你在食堂看到有人慢悠悠，那一定是个假衡中人。”

脑子里有关“高考”的那根弦，让他们无时不刻不处于紧绷状态。　

曾有一张衡中毕业生整理的试卷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3年的试卷堆叠起来，整整有2.41米。　　

        在刘婧眼里，衡中的试卷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源。衡中课题组通过精心整理和挑选，将高效的试题发放给学生。曾经有外校参观老师，专门去教室后的垃圾桶内，翻出学生们丢掉的卷子。　　

不过，即便对于衡中最优秀的学生来说，发下来的卷子，99%都做不完。　

临近毕业时，刘婧已能在短短一节四五十分钟的自习课上，做完一整套英语或是数学高考卷。“衡中的学习生活，可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帮助就是激发了我的潜能。”正在准备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考试的刘婧指着桌上的备考资料说，“学习习惯延续至今，别人准备考试需要半年，我提前两周就可以。我知道怎样安排时间最高效。毕竟，在曾经的那3年里，一天可以学习十几个小时。”　　

在衡中学生心目中，成功是可以被复制的，只要按照既定模式往前走，结果总不会太坏。

出路：可能是最佳选择　　　　

一眼望不到头的，除了做不完的试卷，还有贴满考上清华、北大毕业生的照片墙——这是何天白的衡中印象。这些学子照片会占据衡中北门约200米的一条街围墙一整年，一年后，被一批新的面孔所替代。　　

何天白也曾是其中一员。他考上北大的2010年，是衡中高考的拐点。从那一年起，衡中考上清北的人数逐年攀升，这个数字在2017年达到高峰：175位。　

让自己的照片登上这面墙，也曾是仝十一妹的梦想。　　

每次网上大讨论衡中负面信息时都乐于当“谣言粉碎机”的仝十一妹，名字看似笔名，却是真名。“我家族同辈共有女孩11人，故取名十一妹。”仝十一妹来自农村，她14岁之前独自到过的最远地方，只是三四里路之外的大姨所在的村子。进县城读初中时，每次打饭，她都捏着几毛钱犹豫许久，有时正餐只买两个馒头。那时的她，心目中最奢侈的正餐是外面小商贩卖的包子，1元钱6个。

她无疑是幸运的。当年在衡中招录结束后，仝十一妹在校门外用杂货店里的一个电话，为自己争取到挤进衡中的机会。当年的办公室主任应她电话之邀走到校门口，见她哭得稀里哗啦，便邀请她参观衡中。仝十一妹固执地说：“如果你们录取我，早晚有参观的机会；如果不录取，看了也是白看，只会更加遗憾。”

她的这段“霸王面（‘面’指代面试）”经历至今流传在衡中校园内，成为老师们激励一届又一届学生的传奇。　　

        因为受够了初中阶段周围不堪其扰的斗殴，仝十一妹欣喜地接受并快速适应了衡中严苛的管理制度。“在衡中，哪怕面对纷至沓来的参观人群，大家依然做着自己的事，对所有学习外的干扰完全充耳不闻。”纯粹的学习环境，对她来说异常难得：在这里，只需埋头苦读，没有人嘲笑他人的努力。　　

“对于河北的很多学生来说，考上大学就是最好的出路。”在衡中时，同班同学大部分都和她一样出身农村。家乡的贫瘠，让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同样的观念：通过读书才能走出村庄。而超级中学，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可能是最佳选择。　

这是衡中天然的成长土壤。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北，在教育支出方面位列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　　　　　

在围墙里的衡中学生们，不论家境如何，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校服，素面朝天，吃着差不多的食物，物质上的差距被尽力缩至最小。唯有竞争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差距的存在。仝十一妹享受竞争带来的快感，高中3年，她坚定的目标就是：时时刻刻争第一。　　

竞争意识在衡中被渲染得很浓烈。即使是喊口号，班级与班级间也免不了在操场上较量。“有时候听到别的班同学喊得响，突然就生出集体荣誉感，大家不由自主提高声量，想要压过去。”何天白说，他所在的班级，同学们被要求将每次考试的目标成绩、名次和竞争对手写明，贴在教室墙上。不仅如此，曾有同学习惯下课后在走廊里复习，大家看到效果好，纷纷跑去走廊看书，乃至于后来一下课，走廊充斥读书声。　　　　

如愿考上北大的仝十一妹，多年后仍会不自觉地将衡中和北大这两个在外界看来风格截然不同的校园相比较：“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学生们在校园里可以专注做事而不受打扰。”这也成为她一直以来的坚持：坚定自己的目标，也给他人自由空间。

个性：乖学生中的“异类”

刘婧一度和班主任闹得有点僵。在没有手机的全封闭式校园里，这些每两周才能回一次家的衡中学生了解外界的渠道，大部分都来自于每天傍晚班级里播的新闻。高三时，新闻被调成无声，当大多数人选择低头自习时，刘婧依旧愿意抬起头。　　

所以当班主任一次次关掉电视时，刘婧忍不住，“为什么连最后一点了解时事的机会都要被剥夺？”她会趁班主任不在教室时，悄悄打开电视，享受这奋力争取的20分钟。　　

刘婧更愿意将自己在衡中的生活比作走在一条被设定好的狭窄道路上。“我心里清楚这条路往下走，总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偶尔的抗争，也是想尽可能把这条路拓宽些。”　　

她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听长篇累牍的大道理和口号。“老师们总会利用各种方法一遍又一遍强调——好好学习。这些道理谁不懂呢？”有几个在她看来有些跑偏的关键词，至今深深镌刻在脑海里，随口都能蹦出：“称王”、“霸主”……

高中3年，刘婧时常会生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在教室自习时，她偶尔会抬起头环顾，看着四面黑压压的脑袋，觉得除了自己，周围的人都被埋在厚厚的书本试卷里。“多年后跟同学们聊天才发现，原来当初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刘婧哭笑不得。　　

对于衡中学生来说，他们偶尔的饭后谈资，是公告栏上被记录下的违纪行为。那是他们平静生活中不时溅起的水花。　　

如今留在这些毕业生脑海中的，更多的是那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细节：某某寝室南下右二同学午休时吃东西，整理卷子时间过长，自习课玩头发、玩手……　

作为管理制度的核心，量化在衡中渗透于每一个细节，也因此多被外界诟病。作为局中人的刘婧却觉得，在集体生活中，它的确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大多数同学的利益。“你如果在舍友睡觉时吃东西，在同学学习时聊天，的确会影响别人。更何况在衡中，因为这些制度的存在，哪怕是高三，所有人每天才能保证8小时睡眠。”衡中严苛的作息表规定，晚上10点10分寝室熄灯，即使有刻苦的同学想用手电筒学习，也属于违纪。　　

当年正值十几岁的少年人，总能在强压下，为个性寻得生长空间。　

和刘婧同届的周睿，也算得上是一众乖学生中的“异类”。入校跑操第一天，周睿就自动站到全班队伍最后一排。在整齐划一的队伍中，大家前胸贴后背，如果不时刻紧盯前排脚步，就有可能绊倒。周睿不想往前挤，“在最后挺好，可以拥有难得的自由”。　

但有时周睿又想拼命往前冲。看似平淡的衡中生活，也并非简单无趣。“但往往除了我，衡中很多有意思的活动都没几个人报名。”　　

高一，他和同学一起去英国参加校际间交流，虽然落下不少课，但他觉得颇有价值；高二假期，他去清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一起组队完成课题研究。　

，周睿报名参加了复读班的一日体验活动，“当我坐在两间被打通的教室里，看到台上老师拿着扩音器对着100多人喊，我就暗自发誓，这种日子千万不要再来一次”。

“围城”：在应试教育之外

曾经的高中生活，会不会有更多可能性，是不是应该有更多可能性？这是何天白走进大学后才开始真正思考的。

他坦承，自己是这条应试路上不折不扣的幸运儿。高考前几个月，他以全省笔试第一的成绩顺利拿到保送名额，比身边人更早走出衡中的围墙。　　

保送之后，他利用闲余时光，完成了近27万字的长篇小说《重点中学》。小说腰封上，出版社称其为“中国首部关注当今教育体制的社会问题小说”，一时引发众多网友对教育制度的讨论。

衡中将小说出版的消息放在官网上，何天白的突出表现则被衡中宣传为“扎扎实实推进素质教育的结果”。他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衡中邀请回校分享。相对当年师兄师姐分享经验时，总以大学有多么轻松多么好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何天白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告诉师弟师妹有关大学的更多面。　　

刚刚走出衡中时，刘婧经历过一段迷茫期——“原来别人可以有那么多业余爱好；原来在学习外，大家可以有这么大的差距。”　

刘婧当年所在的班级，全班同学的高考成绩均在600分以上。刘婧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通过国家公派赴美留学。她的高中同学现在也走向世界各地求学工作。她在美国时常想，正是凭借之前在衡中的努力，她才能和大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不得不承认，衡中的确有缺陷，但不可否认，它给很多像我一样的同学带来了机会。”

因为高考发挥失常，一向名列前茅的周睿与梦想中的清华大学失之交臂，但他最终没有复读。上大学后，在实验班的选拔考试中，他凭借在衡中积攒的经验轻松过关，“因为做了太多遍，瞄一眼就可以直接选出正确答案”。

两年前，仝十一妹所在的242班办了毕业十周年聚会。作为曾经的班干部，她按照名单逐个联系，也第一次收集到班级里大部分人的信息。她告诉记者，同学里定居北京的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还有散落在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同学，“大家都在踏实又幸福地生活，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展也都不会差。我毫不怀疑，我们其中一定有人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杰出的学者”。　　

眼下，在河北省东南部的衡水市，众多中学纷纷模仿衡中，甚至走上更为严苛的道路。这种模式至今影响着众多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家庭。年复一年，在应试教育这条路上，衡中将许许多多怀揣梦想的毕业生送出围墙，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家长和学生“投奔”于此。　　

“重点中学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因为那里是通往大学的捷径；里面的人却想出来，因为这里是束缚个性的牢笼。”印在《重点中学》封面的这句话，对，却也不全对。

记者问仝十一妹，如何形容这3年的衡中时光？

她斟酌许久，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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