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媒体赞美和追捧的“哈佛女孩”有很多，但因过度赞誉而导致“负面效果”的，却不算太多。

而杭州二中的郭文景，就可以说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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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这个杭州女孩在一夜之间获得了极大的曝光量和赞叹钦佩的目光，不因别的，只因她成了那一年唯一一个被哈佛提前录取（Early Decision）的“中国学生”。

事实上，那一年被哈佛提前录取的还有来自上海中学国际部的一位学生Annabel Yao，但由于她已非中国籍，所以没有引起更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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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成绩来看，郭文景的表现也足够抢眼，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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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她的哈佛大学中国秘书长汤玫婕，丝毫没有掩饰对这个小姑娘的欣赏：“我在中国区面试6年，她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她的计算机水平，放在美国同年龄的女程序员中，也是最顶尖的。她在美国大学预科考试中5门满分，英语非常流利，颜值还高，简直近乎完美。”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媒体自然是一窝蜂地涌向了郭文景的家人，请求他们传授养育“哈佛女孩”的经验，而郭文景的父母也是倾囊相授，告诉大家他们倾向于素质教育，从不在意考试成绩，而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爱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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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的榜样力量是强大的，可当家长们纷纷拿出小本记下“教育法则”时，一个更“劲爆”的消息传来：原来，郭文景是美国自然出生公民，持有绿卡，而其母亲也是MIT毕业的高材生，父亲则是成功的企业家，家境殷实。

而这一切的关键信息，都并未出现在最初的报道里。也许是当地媒体急着树立榜样，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掉了这些最重要的事实。

换言之，那一年根本就没有中国国籍的学生被哈佛提前录取，这从头到尾，就是个一流美国大学将自家优秀的美国学生收入囊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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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好好的一碗“励志鸡汤”，就此变了味。跟着起哄的媒体与公众也不免觉得尴尬，虽然不能否认这个孩子本身的优异，但“美国国籍”和“家境优渥”这两点，确实决定了她比同等条件下的中国学生，更容易叩开哈佛的大门。

要知道，美国常春藤盟校录取的本国学生数量几乎是外籍学生的9倍之多，而郭文景殷实的家境，又能为她自由探索兴趣爱好和人生方向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去美国比赛、参加夏令营、学习新技能的背后，都离不开丰厚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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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反应，也从漫天遍地的赞美追捧变成了带有嫉妒心理的嘲笑和攻击，“哈佛女孩”仿佛在刹那间坠落凡间，成了最讽刺的那个存在。

当然，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郭文景是没有必要理会外界眼光的，她本身已经足够优秀，又有着同样优秀的父母和优渥的家境作为支撑，相信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只会越走越好。

可对于喜欢追逐和模仿的普通人来说，“郭文景”们带给我们的影响，却远未结束……

曾几何时，我们的媒体和受众越来越喜欢沉迷于各式各样的“励志鸡汤”——被牛津剑桥录取的双胞胎有着怎样的成长路径？把三个孩子送进斯坦福的妈妈采用怎样的教育方法？……

这种“鸡汤”不仅好喝，还很容易找到共性。

被牛津剑桥双双录取的温州姐妹花冯亚晞和冯亚晗，也曾在升学前获得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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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温州姐妹花不仅颜值高，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从小就十分淘气，姐姐在初中数学考试中，甚至还拿过17分的“惊人”成绩。

当被媒体问及女儿被名校录取的秘诀时，她们的妈妈却骄傲地说：“她们成功靠的是自己的性格。” 媒体报道中也提到，她们的父母从来不在意考试和分数，而是推崇放养式的“素质教育”——“我们从不强迫孩子上补习班”、“喜欢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带孩子周游世界，而非闷在家里埋头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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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法否认的是，这份“素质教育”背后，依然有优渥家境的支撑和良好教育资源的堆砌：

而真正要像他们一样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

2014年官方曾发布一组数据，通过对13946个家庭的抽样调查得出：中产阶级家庭仅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如果把年入50万当作中产阶级的准入门槛，真正能负担得起温州姐妹花式的“素质教育”，让孩子读私校、环游世界，恐怕也得是“千分之一”里的佼佼者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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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把三个儿子送进斯坦福的香港歌手陈美龄，也是放养式“素质教育”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她在无数次的演讲和分享中提到，不要给孩子报名上学习培训班，而应把钱节省下来带孩子出去旅游，让TA长见识才更重要。

对于逼孩子学习考试的做法，她也不太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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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学霸妈妈指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陈美龄本就是从斯坦福毕业的教育博士，除了是红遍亚洲的老牌歌手，她还拥有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甚至还曾被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约谈，鼓励她参选下一届香港教育局局长，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名流精英。

在精英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三个孩子，其实早就已经“生在罗马”。在母亲所处阶级及附带资源的影响下，最终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才是最正常不过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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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事实很残酷，但这就是“文化资本的隐性遗传”。精英的孩子依旧是精英，无可辩驳。

多年来担任哈佛大学招生工作负责人的William Fitzsimmons，早就用精辟的话语总结了这一切：“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期待依靠接受一流教育进入上层社会，我对此无能为力，相反的，我只是待在招生官的位子上，保证上层社会的孩子可以留在上层社会的‘良性循环’里。”

高大上的“素质教育”，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恐怕仍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说到底，“哈佛女孩”、“牛剑双胞胎”、“斯坦福三兄弟”究竟有没有借鉴意义？当然是有的，但它们更多地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参考，并不能成为现成的模仿对象。

而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那些比你有钱又比你努力的同龄人，也早已带着他们的诗和远方，把普通人微末的努力深深踏进尘土里。

当阶级固化愈演愈烈，剩下的人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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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登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学生何江，可以说是打破阶级壁垒、成功实现逆袭的典型。考虑到他出生于湖南乡村一个没水没电的农庄，父母还是没有文化、靠打渔织网为生的普通农民，他能从乡村走向哈佛，这背后付出的，一定有难以想象的拼搏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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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何江中学时代的书单里，我们却会惊奇地发现，《万历十五年》《流动的盛宴》《人类简史》《自私的基因》《局外人》这些颇有深度的作品悄然存在。何江对阅读的兴趣也来自于家人的鼓励，父母虽然不识字，却喜欢听儿子读课本上的故事，晚饭后他们不打牌不喝酒，一家人只会围着一张小桌，陪孩子读书。

何江承认，是阅读的助力让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三观，认识到外面广阔的世界，也正是从书中汲取的养分修炼了品性，让自己能够在一次次文化冲击中应对自如，培养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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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写作朴实无华的《我是范雨素》而红遍网络的“北漂”育儿嫂范雨素，也是通过阅读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凭借在阅读中收获的好奇心和勇气，她下定决心离开蒙昧的前夫和凋敝的故乡，奔往充满自由和文化气息的北京。

在那里，这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村妇女”尝试着拿起了笔，像她所读到书籍的作者那样，“我以我手写我心”，阅读和文字没有门槛，书籍给予她的灵性和张力，阻断了一位普通女性在固有生活中越陷越深的不幸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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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折叠》的作者、清华博士郝景芳说，阅读让人通透，给人更大的视野和更高的眼界，感悟到认知局限之外的东西。用她的话来讲：

美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能够阅读的孩子，是能够学习的孩子，能够学习的孩子终将会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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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中国人年均读书量在全球垫底，甚至被冠上“不读书的中国人”的“恶名”，而我们的下一代，阅读量也仅仅为美国孩子的1/6。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年代，阅读明明是最方便、最容易、也是最没有门槛的事情，毕竟在同一本书面前，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平等，它亦象征着某种打破天花板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努力去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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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模仿和追随精英家长们的“素质教育”，为一个又一个“哈佛女孩”、“耶鲁男孩”而迷醉，把自家孩子作为试验品。可那道残酷的沟壑依然存在，并不会因此而消散。

与之相比，珍惜并实践那些为数不多的上升机会，为了那一丝打破壁垒、“逆天改命”的希望而拼一把，也许才是比盲目的模仿、嫉恨的抱怨乃至心灰意冷的自暴自弃，更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