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水平的差距，造就了海外就医市场的中长期刚需，然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可能会把大多数新兴的中产阶级挡在门外，中介机构开始积极寻找或培养新的医疗需求。

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贺涛 辛颖/文 王小/编

回想起一年前的人生至暗时刻，年届60岁的张鸿如今已能坦然面对，并相信自己当时做了对的决定。

2017年6月3日，家住江苏无锡的张鸿被查出左肺下叶有近5厘米的肿瘤在生长。人生的时钟仿佛一下被拨快了，他来不及恐惧，迅速发动资源寻找出路。

他妻子的表哥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工作，那里是全球肺癌治疗的领先机构，在交流中，表哥邀请他到美国就医；一个朋友建议他去日本，朋友在2016年发现肺癌，已是晚期，被国内医院判定已经不宜手术，朋友的女儿联系去日本就医，目前看治疗效果很好。

“美国太远了”，担心路途劳顿和时差影响病情，张鸿决定去日本，这一决定也得到表哥的认同，日本医疗水平也挺好。

20天后，张鸿在妻子陪同下赶赴日本。在中国，与张鸿有相同选择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供给《财经》记者的数据显示，2016年签发给中国人的医疗签证数量为1149件，相比2015年增长38%。

官方记录只是冰山一角，一般来说，像癌症这样的重症患者才会办理手续较多的医疗签证，从而获得最多可达三年的有效期，而且每次的停留时间最长可达半年，亲属或其他陪同者也可以获得该类签证。更多到日本就医的中国人持旅游签证，最多可达90天的允许停留时间足够覆盖就医过程。

有业内人士判断，日本可能会成为国人海外就医的最大目的地国。

通过国内中介机构，张鸿预约到顺天堂大学肺癌专家铃木健司接诊。从入住，经过一些检查，到接受左肺切除手术，也就四天。让张鸿妻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整个手术过程，出血量不到50毫升，不用输血。手术很顺利，六天后，张鸿出院了。

当初支撑张鸿选择赴日就医的首要理由，是日本肿瘤治疗的较高水平。2018年1月30日，医学杂志《柳叶刀》分析2000年－2014年间，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18种主要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日本在食道、胃、肝脏、肺、乳房、子宫颈等癌症方面的生存率居全球前列；从整体癌症看，日本和美国的五年生存率分别为57.4%和64.0%，日本的数据略低于美国，却比中国的36.0%高出一大截。

五年生存率是评价肿瘤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是指某种肿瘤经过各种综合治疗后，患者生存五年以上的比例。一般来说，肿瘤治疗后五年内不复发，复发的可能就很小。

张鸿所罹患的肺癌，日本的数据确有优势。日本的五年生存率是32.9%；美国和中国分别是21.2%、19.8%。

当然，国内医学界会有不同看法。“癌症患者到国外看病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近日在肿瘤防控院士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医生的外科手术水平很多方案是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在于我国医生临床经验更为丰富。

我国肿瘤患者生存期短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肿瘤患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许多患者已经出现了肿瘤的转移。

不过，除了癌症生存率数据，还有其他可供对比的医疗数据。2017年5月，《柳叶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日本的医疗质量排名第11位。

那些排在日本之前的国家，人口数量从几万到几十万、几百万不等，人口最多的西班牙也不到5000万人。日本拥有1.27亿人口。通常来说，一个国家人口越多，面向全民提供可及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就更困难，在此排行榜中，同为人口大国的美国居第35位；中国居第60位。

日本自身的新药研发能力，虽次于美国和欧洲，但其对药品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吸引大批国际药企将创新药和仿制药引入日本市场。如此一来，日本新药上市时间与欧美差距不大，滞后期在数月之间；也不乏同步上市甚至优先上市的新药，如全球首个PD-1药物Opdivo，就在2014年7月于日本率先获得批准，五个月后，才在美国获批上市。

新里程美家国际医疗总经理郭亮分析，美国的医疗科技优势明显，但日本在很多医疗领域非常接近美国，且在部分亚洲人高发病种上还有优势。

最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大多在美国率先使用，然而，去美国看病开销太大，前往医治重大疾病的中国患者，动辄需要负担上百万元，且地理距离遥远，身体虚弱的重症患者需面对旅途劳顿和时差的挑战。而整体医疗水平与其接近的日本，医疗费用比美国便宜很多，距离又近。

厚朴方舟创始人王刚注意到，前往日本的中国患者的病种渐趋多样化，虽然癌症仍占第一位，但占比不到一半，心脏病、丙肝、脑神经外科患者数量都在快速上升，艾滋病、癫痫、疑难病症患者也在增多。

为吸引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富裕阶层，2011年，日本推出医疗签证服务，增加国外患者赴日本的次数，延长在日本的停留时间。日本将医疗旅游业纳入“新经济增长战略”。

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医疗签证签发数量1307件，其中1149件签发给中国人，占到87.9%。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部分反映出重症患者赴日就医的情况，去日本看病的中国人中，百分之六七十都可能走旅游签证。

医疗旅游与海外游客的增长是正相关的。2017年，赴日的海外游客已经达到2869万人次。日本驻华使馆一等书记官大熊雅昭，日常负责签证相关业务，他告诉《财经》记者，“以中国为中心，因医疗目的而访问日本的外国人在迅速增加。”

近邻日本，有些先进的治疗方法的价格甚至比中国还低。王刚举例称，日本质子重离子项目一个疗程在17万元起，上海质子中心的价格是28万－35万元。日本的医疗费用为何这么低？

这与日本医疗采用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分不开。在日本，医疗保险范围内，所有的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皆由政府定。在公共医疗保险范围之外的，如医美项目，需全额自付，由医院自主定价。

日本充分动员政府力量与药企谈判价格，降价效果明显。例如，一种治疗丙肝的药物，服药12周，基本治愈丙肝，在美国全部疗程下来，费用在70万－80万元；这种药在日本一开始价格也很高，但到第二年采购时，政府就把报价拦腰砍一半。

美日之间医疗服务费用差距大，是因为日本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不同。日本是在公共医疗保险下提供统一的医疗服务，政府对医疗价格的影响力强；而公共医疗保险在美国，只是保一部分，另外有非常灵活的商业保险来保障医疗服务，由于医疗服务主要由民间提供，价格也就由民间自主设定，想要享用高质量的服务，价格自然就高。

没有日本公共医疗保险的外国患者就医，需要全额自付，有时，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加成。日本经济产业省规定，日本医院在接待国际患者时，医疗费用可以上浮，最高能收3倍的价格。理由是为了接收国际患者，日本医疗机构需要对自身进行完善，这样会增加成本。

羽野嘉朗分析，如果针对海外患者完全重新制定价格，工作量会非常大，也很困难。所以，目前的做法是参考公共医疗保险下的医疗服务价格，以此为基础进行一定的加成。

据春雨国际CEO熊娟观察，目前不是所有日本医院都对海外患者有加价；那些顶级医院的医疗资源很紧张，通常会有费用加成，“也就是1.5倍到2倍”。

不过，盛诺一家创始人蔡强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中国人到日本最顶级的医院就医，并按照3倍的加成价格收费，其医疗费用跟美国不相上下。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则认为，即便是执行2倍或3倍的价格，中国患者到日本医院就医，依然会比到美国同级别医院就医便宜。

对于重症患者而言，如有意向到海外看病，比较高效的做法是，当发现罹患癌症时，尽快进行一次多学科会诊，让国内专家和国外专家通过远程会诊方式，议定出一个客观的方案，再根据预算，选择适合就医的国家。

当下国内整体医疗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造就了海外就医市场的中长期刚需。“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患者会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熊娟说。

海外就医花销大，即便是去日本，很多国内患者也难以承受。于是，行业内众多的中介服务公司都围着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转。有中介公司对前往美国就医的重症患者进行画像，发现大多是来自二三线城市的私企老板，一位从事海外医疗中介服务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有经济实力，但“信息比较闭塞”，需要中介的服务。

比照这个用户画像，一家业内头部企业曾在宁波和温州成立分公司，因为那里有钱的老板多。然而，实际业绩一般，两个分公司不得不关张。“还是地方太小了，眼界太局限了，人们有病后，首先想到去上海看，根本想不到去国外看病。”上述业内人士评价。

实际上，美国的顶尖医院都设有国际部，很早就开始接待国外患者，拥有完善的对应机制和丰富的经验。这些国际部都会配备中文翻译，提供医学翻译服务。但，“去美国就医在中国推广这么多年，现在量也没做起来。”王刚说。

既然此路狭窄，部分海外医疗服务机构在几年前就逐渐开发日本、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过，还有一些现实难题横亘。

如日本，开放医疗市场时间不长，很多医院并没有做好接收中国患者的准备，大多数医院都没有配备医学翻译，还有住宿、出行、医院预约等繁琐事务需自行安排，对于语言不通的中国患者来说，这个挑战极大。如此一来，重症患者到日本治疗需要翻译及赴日就医中介服务机构来协调。

在日本，产业经济省负责推广医疗旅游战略；但医院归厚生劳动省管理。蔡强分析称，主管部门的错位，造成顶尖医院接待本国患者已经很忙，对接收国际患者并不很积极。

日本医院挑病人的情况，也让不少中介服务机构感到困扰。熊娟的经验是，日本医院对中国患者的病例筛选非常严格，其接受度比美国医院低得多，很多癌症晚期患者是不接收的，“日本基本上五个病例推过去，能够接收两个”。

日本医生希望接收癌症早期的国际患者，如果患者在国内已经接受了手术治疗，日方不太愿意接收。因为第一临床路径很关键，如果没有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到第二、第三临床路径才开始改变方案，往往对患者的病情帮助不大。

对此，羽野嘉朗表示，如果海外的患者需要到日本接受诊疗，为了让他们在日本有一个安心就诊的过程，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进行整体服务上的完善。

海外医疗中介机构还在发现或者培养新的医疗需求。熊娟就认为，未来到日本做择期手术，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比如关节置换、痔疮等手术，日本做的非常精细，可以做到随治随走。这种小手术价格不贵，一台几万元，且恢复周期短，做完手术还能顺带游览日本。

随着海外就医市场的下沉，一些有医疗特色的国家也逐渐成为国人新的医疗目的地。如有“世界子宫”之称的泰国，很多欧洲人都去那里接受生殖医疗服务，带火了泰国的医疗旅游。现在，去泰国做试管婴儿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3月18日，张鸿夫妻在完成第二次复查后，从日本回国。复查结果让张鸿高兴，所有指标都很正常。

针对这篇文章，小编请教了在日本国立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病院工作的朋友张志浩先生，他们夫妻在日本这家医院已经工作了6年，他每周在这家全球医用重离子最权威的医院门诊接待患者。

为解决赴日患者医疗签证担保，医疗费用担保等具体问题，他于2015年创立了富士国际公司并获得了日本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联合认证，专门服务去日本治疗的中国患者。。。

他看完这篇文章后的评价是：确实如文章所写，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去日本看病，他们公司从去年开始，因为客人太多，都需要提前预约，才能服务的过来，原因就是文章所写的，一是日本治疗费用低，二是距离近，三是水平跟美国差不多。

至于日本顶级医院接收癌症患者比较挑，他说确实存在，有时医院甚至加价300%。他说他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公司有日本政府认证，方便就医签证签发，自己夫妇在医院工作，所以在接诊效率和医疗资源这块有比较大的优势。

小编也特别邀请张志浩先生专门针对打算出国看病的国内患者进行免费的在线义诊，并答疑解惑。（因为精力有限，本次只招10人，招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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