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2年间，白银国际价格下跌50％，白银流入中国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爆发经济危机，很多国家的货币改用金本位，导致世界白银供过于求，银价剧跌。纽约1928年白银平均价格每盎司0.585美元，1932年跌至0.283美元，4年下跌51.62％。世界银价下跌，流入国内的白银增加，国际收支恶化，进口物价上涨，增加了政府偿付外债的负担。

1933年至1935年间，美国提高银价，三年暴涨一倍以上，中国白银又开始大量外流。美国是当时主要的产银国，银价狂跌自然影响到其自身利益。美国为了操作世界白银市场，转嫁经济危机，同时也顺应国内白银矿主的压力，开始实行新的白银政策。美国于1933年3月放弃金本位，12月21日美国白银收购价格提高50％。1934年6月19日，美国政府公布购银法案，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白银占四分之一。1934年3月底，美国持有黄金85.99亿美元，为保证金银比例为3：1，需要28.55亿美元的白银，除已有的生银和银币外，尚需收购白银11亿盎司，相当于6年的世界白银总产量。美国在伦敦市场购买白银，银价一路飞涨，世界白银市价最高达每盎司0.81美元，为1932年纽约白银市场历史最低价的3倍，世界震动。

银市的剧烈动荡给以银为本位币的中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大量存银汹涌外流，国内银根奇紧，物价下跌，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不少银行、钱庄、工厂、商店纷纷倒闭，经济面临崩溃。

国内经济萧条，金融混乱，中行身临其中，急谋补救。

一、向美国政府呼吁。中行是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主要成员，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于1934年2月2日向美国总统发电，力陈提高银价对中美双方不利。

二、向政府建议白银出口征税。1934年3月银行同业向财政部提出建议，征收白银出口税。1934年4月5日财政部命令关务署，白银出口征收2.25％的出口税，1934年10月14日又宣布《白银出口增税实施令》，规定银本位币出口征税10％。

1934年关税库券百元券样张

三、参加外汇平市委员会。财政部为安定汇市，于1934年10月17日成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委员共有3人，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指派一人组成，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兼总处国外部经理贝祖诒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同时收集流动资金一亿元，由中、中、交三行以四、四、二比例分担。

四、充分供应市场所缺现银。市上现银缺乏，银根缩紧，人心不安，纷纷收藏现洋。中行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提存兑现风潮，充分供应内地分支行所需现洋。自1934年11月12日开始的两个月中，由上海运至内地的现洋共计5700多万元，其中中行最多。同时，上海中行为适应需要，增发一元券纸币，以减少现银需求。库存一元券供不应求，就将已印好的北京地名的一元券改印上海地名供应市场。

五、为财政部在外购买现洋。1935年3月财政部委托中行会同交行，以港币或外币证券在香港购买现洋2000万元。

六、建议奖励外银输入。1934年12月24日中行总经理张嘉璈与中行常务董事陈光甫向孔祥熙建议制订奖励白银进口的政策。外汇平市委员会主席贝祖诒（上海中行经理）也于1935年1月12日呈报财政部，建议制订奖励外商银行输入白银办法。

七、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上海金融市场，国民政府希望外商银行协助中国防止白银外流，派宋子文于1935年4月14日以新任中行董事长的身份与上海外商银行公会代表开会，缔结了没有强制力的“君子协定”。外商银行公会根据协定于4月16日召集临时会议，通告：赞助中国政府的健全通货政策，自动暂停装银出口；如有往来银行要装银出口时，各银行当劝阻之。

到1935年，美国政府不再从伦敦市场大量购进白银，世界银价开始下降；加上国内各界的应对措施，使得国内白银市场逐渐趋向平稳，白银风波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