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至1923年，中行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在中行股东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中行领导权的斗争。这场关于中行绝续存亡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中行的两个新旧则例展开。

旧则例（民二则列）于1913年4月15日由财政部公布，规定中行是股份有限公司，中行的总裁和副总裁由政府任命。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组织新内阁，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命王克敏、张嘉璈为中行总裁、副总裁。张嘉璈认为要使中行发展壮大，必须扩充商股，成立有力量的股东会，以扶持总裁和副总裁，使其能久于其位，不因政府动荡而频繁更换。于是张嘉璈着手修改则例，呈报总统核准，后以总统教令公布新则例。

新则例（民六则例）规定，官商股合计达到1000万就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不分官股、商股，都由股东会选出担任，政府只能从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1人；扩大商股股权，尽快使股本商股化，官商股份不予严格划分，政府的股份可以随时售与人民。新则例的规定使得任命总裁、副总裁的实权由政府转移到了大股东手里，使中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一定距离，减少了政府对中行的干涉和影响。

新则例公布后，随着股东会的成立和商股的不断增长，中行股票市价不断增长。随着中行经济实力的增强，新上台的军阀、政客都想把中行占为己有，让中行成为自己筹集经费的摇钱树。

安福系酝酿恢复民二则例，以便掌握中行大权，揭开了则例之争的序幕。

1918年3月，国务总理段祺瑞指使亲信徐树铮、王揖唐（均为皖系军阀政客）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收买政客，伪造选举，这个政治集团被称为“安福系”。

1918年8月11日，北京新国会成立，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议员席次多数被安福系占据，安福系多次谋划提案恢复旧则例，因种种原因未果。1919年4月28日，安福系以虚报出席人数和在极短时间内三读通过等不正当手段强行通过提案并咨送参议院，6月14日，参议院决议通过恢复中行旧则例提案。

得知两院通过恢复中行旧则例的消息后，中行上下受到极大震惊。中行副总裁张嘉璈在当天的随笔中写到：“……此实有关中行之存亡，更有关中国近代金融组织成败大事，必须力争。乃一面请求股东集会抗议，要求政府维持新则例；一面请全国商会通电响应援助。”一时间，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福州、广州、开封、江西、山东等重要省市地区以及香港中行都成立了股东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坚决反对参议院决议。上海、汉口、天津、杭州、南京、长沙、安庆等十多个省市的商会也通电反对。中行商股股东的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广东、广西的军政要人岑春煊、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孙文等也纷纷出面支持中行，在电报中声援：“莫谓天下为可欺，尚望顾全舆论，维持中行现状……”。中行的则例之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全国各界反对皖系军阀专政的斗争。

议院通过恢复民二则例提案后，安福系本以为已稳操胜券。但政府鉴于当时南北谈判濒于破裂，时局动荡，中行则例问题如处置不当，必将会酿成大祸。两天之内，政府已收到反对电报20多封，后经双方多次商议，决定只部分修改新则例，即增加中行股本至3000万，以安插安福系党徒为股东，其余规定不变。

安福系在多次失利后并未罢休，在1920年中行股东总会上大肆捣乱，向财政当局提出修改章程等要求，未被允许。会议现场，安福系议员寻机滋事，竟拥守票柜，阻拦投票。后来，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安福系重要分子，安福系在政治上大失权势。随后几年，仍时有安福系成员以个人身份破坏中行股东会的情况发生，直到1923年才逐渐平息，一场以围绕争夺领导权为核心，历时7年之久的则例之争，终于结束。

则例之争中，中行商股股东据理力争，全力以赴，保住了中行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减少了政局频繁动荡对中行的影响，为中行后续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