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政府急需一个能够处理战时金融的权威机构，但是当时的中央银行，实力尚弱，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需要另外成立一个能够统制金融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以便集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的力量，安定与活跃金融，并通过它扶植壮大中央银行，强化对金融的垄断。

1939年9月，南京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要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与金融、经济政策有关的各项特种业务。10月1日，四联总处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三人任常务理事。理事会的组成包括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和四行领导人。四联总处成为战时的中枢决策机构，凌驾于四行之上，可以任意指挥和操纵四家银行。

四联总处成立后，对外加强了金融经济垄断，对内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地位。通过四联总处的扶植，央行实力迅速增长。

1942年3月，国民政府从美国借到5亿美元，充实了外汇基金，蒋介石决定实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统一发行，调整四行分工。1942年5月28日，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其中规定央行的主要业务是：集中钞券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调剂金融市场。中行的主要业务是：受央行委托，经理政府国外款项的收付；发展与扶助国外贸易并办理有关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受央行委托，经办储蓄信托业务。中行由国际汇兑银行改组成为了国际贸易专业银行。

中国银行改为国际贸易银行后刊登的业务广告

四行专业化分工后，中国银行的实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一、业务发展受到局限。四行专业分工后，外汇改由央行统筹收付，中行只能在国际贸易范围内谋求发展。但是，当时国际交通阻滞，发展国际贸易困难重重。中行经办侨汇工作历史较长，海外机构众多，具有一定优势。但是专业分工后，法币发行权集中到央行，中行常因为钞券得不到央行的及时供应，影响了海外华侨汇款的积极性，中行的侨汇工作深受影响。中行开办农贷业务较早，到移交前1941年底的统计，农贷余额为1.82亿元，占四行一局农贷总额的40.1％，与专办农贷业务的中国农民银行接近。根据分工要求，中行的农贷业务全部交出，无疑是中行的重大损失。

二、中行实力被削弱。中行实力雄厚，各项业务大多处于四行中的领先地位。1941年中行的普通存款余额为51.15亿元，占四行存款总余额的52.1％，央行为22.29亿元，只占22.7％；贷款方面，1937年中行贷款余额占四行贷款总余额的39.5％，央行只占34.2％。专业化分工后，中行的存款、贷款业务显著减少，业务收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