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哲学家邮报
译者丨jleaf
鲁伯特默多克日夜工作，沃伦巴菲特仍然很努力……富豪们疯狂的工作量可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为什么他们还要不断工作呢？为什么还要投入紧张的谈判、不断承担巨大风险？讽刺的是，也许唯一不起激励作用的就是金钱本身。
天色晚了，全国上下，人们陷入了沙发的柔软角落，抓着红酒杯和电视遥控器，伴着安详的画面和声音发着呆。工作的一天结束啦。大家都得到了休息。
但是还有些人还在奋力工作。他们在书桌前理清文件的迷障，钻研成列的数据，不断敲打出邮件，讲着电话，还要设法管理好不断袭来的疲倦和焦虑。
他们是富豪们。
鲁伯特默多克日夜工作。吉娜·莱因哈特（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勤勉到狂热。沃伦·巴菲特仍然很努力。劳埃德•布兰克费恩，高盛的CEO，也投入大量时间工作。摩根大通的掌舵人杰米·戴蒙也是如此。他们疯狂的工作量是当代资本主义最奇特——也是最显著——的现象之一。那些已经如此富有的人们还像驴一样不知疲倦地拉着磨。除了这些巨头，还有成千上万不那么知名但也相当成功的企业家们，那些现代经济的主导领导者和伟大获益者。
为什么富豪们今天还要不断工作呢？为什么他们要投入紧张的谈判，不断承担巨大风险，与心狠手辣的对手周旋，勾心斗角直到倒下为止？他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对既有的巨额资产和成堆金钱还不满足？
讽刺的是，唯一一样对这些努力工作的富豪们不起激励作用也没有吸引的东西就是金钱本身。他们拥有的已经远远够了，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每一项物质需求都被照料到了（一个人可以靠他们一天赚的钱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年）。文明史走到今天，富人们也不需要为自己的孩子们工作。已经有太多巨额财富的继承人因为惭愧而抓狂以至于现代富豪不会再想着为下一代工作赚钱了。
因此，富豪们赚钱并不是为了想着花钱。他们赚钱是为了得到喜爱。他们做这些为的是地位，如同保持一定的成绩，好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做人的价值。富豪们工作是为了爱和荣誉。他们在办公室熬夜是因为虚荣——因为他们想要走进满是陌生人的房间里时，被那些大人物敏锐地认出，而且被视为杰出和聪明， 毕竟他们的财富规模被全世界的媒体谨慎地记录着呢。
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心态每个人都有。企业头头无休止的虚荣心和社会对其的需求之间并无矛盾。这个资本主义的奇迹之一，第一次被亚当斯密观察到：这个体系可以把个人的自私通过工作转为公众利益。资本主义不需要依赖善良或是美德，这让它与对手的经济布局相比绝对更强健，因为后者（共产主义）明确地要求领导人要拥有纯朴的心。在一定条件下，那些只为利润驱使的企业仍可以通过两项关键测试：他们对待雇员极其优厚，还可以创造出卓越的产品和服务。个人缺点可以给公共美德增添光彩：公司可以支付上万员工客观的薪水，然后为全国的门店置入健康的必需品；与此同时，掌舵的CEO们却可能是非常郁闷、孤僻、自恋的一群人，虽然他们实际上如此优秀地服务了社会的真正需求，自己却一点儿也没想过这一点。
这个体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可惜的是，现在它却常常失灵了。在原利润驱动的压力下，发生了两件事：员工越来越多地被虐待（他们的薪资和工作条件被降低到非人的最小值），还有产品的质量也在剧烈地下滑（偷工减料、虚假广告、公司承诺也被打折）。而矛盾的是，这些不如意之处的源头只有一个：那些人继续填满银行账户的需求——可是如同我们所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钱而赚钱，他们是为了被爱而赚钱。
为探究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自左派的标准回应往往是简单地建议对富人征税更多。但是这个想法没有考虑到也恰好剥削了富豪们背后真实的心理的动机。富豪们狂热地追求金钱仅仅是因为财富是当代世界首要也是最客观的名誉源头。如果我们可以修正名誉获得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能重新把他们的狂热引导到对社会更有益的那一头，也不用规定富豪要变得有多么“好人”了。
目前的一种自然倾向是，通过税收工具强制富豪们放弃财富，但是这个策略根本行不通。让那些人带着资产跑路的几率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要知道创业能量和竞争动力太容易被耗尽了；如果那样经济气球会瘪掉也会受损。我们需要换一个走法。我们需要治理富豪们现在掌控的才华和动力（它们如今被用来过分地压榨土地和人民），从而保证这些能量可以为社会的共同需要所用。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去诱导富豪——让他们想要为社会谋福从而得到他们内心深处想要的（我们懂的）却还没得到的，那些他们用金钱换不来的：也就是——名誉。
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可以通过名誉强有力地激励人们：士兵们会为了来自国家的最高奖赏驰骋沙场（他们甚至不要求被偿多少钱，而且是以命相抵....）科学家会怀抱着诺贝尔奖的希望甘受几十年的贫苦。然而社会才刚刚开始探索，商界的虚荣心可以开出什么花来。在商业世界，如果社会对资本家巨大需求得到解决，比如对待员工极好，生产有用、安全、环保无害的产品和服务等时，还没有系统性的、可检验的标准，可以让他们获得名誉。在某些国家，或许有一些奇怪的奖章，是由总统或女王颁布给那些表现好的（企业家），但是稳稳得到那项奖的机会太遥远和不可预测，以至于无法在日常行为中激励头脑清醒的资本家们。与其盼着虚无缥缈的皇宫邀请函，不如盯着眼前可以靠金钱认证的身份地位采取行动来的理智一些。
这恰恰就是需要的改变——而且相当紧迫。社会应该和资本家们做一笔系统的交易：它应该给予他们如此渴求的名誉和爱，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人性化地对待员工，不再虐待消费者，并且好好照料这个星球。应该设立一个标准测试用于测量公司为社会创造的好处（现在已经诞生了一些类似方案），然后在这基础上，决定哪些企业家应该在如同电影首映式或是体育决赛现场一般激动人心的典礼上，被他们的国家授予非凡尊贵的头衔。这头衔应该是按他们的名字取的（比如说，“RC某某某”也就是 “热心才干家”缩写），或是和诺贝尔奖、十字勋章或普利策奖有某种联系的头衔——总之就是适合社会中最有野心、最自恋自卑、最扭曲的这群人心心念念的靶子。
马丁米尔斯，Beggars Group音乐集团主席，被授予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这类事应该更频繁，更系统化。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敏锐地觉察到了人类生活中的两个主要动力：对财富的爱和对荣耀的爱。他知道这两样东西是人类归根结底想要的，做牛做马也要得到。一个明智的社会必须在一定时期——比如现在公共利益和对财富的爱达到矛盾的时期——学会如何驾驭人们对荣耀的爱。
我们需要企业家的能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动力和决心。但是如果这些商人继续只被无休止的利益所驱使的话，那我们全都会走向毁灭。事物将不可持续，分化和谬误也会过于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等到富豪们奇迹般地变得慷慨善良。我们也不用尝试靠什么新的税收来碰运气。
取而代之，正确理解富人心理的明智社会，现在有了一副好牌。就如亚当斯密所说：“教育的一大秘诀就是把虚荣引到适当的对象上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针对富豪的虚荣心，鼓励他们为了最强大的欲望而好好表现：这个欲望就是被爱。交易这方的我们将会在他们表现优秀时衷心鼓掌，并确保慷慨地赋予他们渴望的那份尊重。这是很小的成本，就能换来对这星球极大的满足。
走着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