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为肇端，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已经走过了230年的历程。在这二百多年的交往中，两国有过尖锐的冲突和对抗，甚至兵戎相见，但在绝大部分时期，中美之间保持和平、互利甚至友好与合作的关系。从1784年开始的对华贸易有助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打破英国的贸易封锁，积累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金。大批传教士来华，给中国带来现代性的观念和新式教育，同时也改变了美国对东方的认识，而一波又一波的赴美留学热潮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中美两国政府合作抵御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太平洋战争期间，两国更是结成并肩战斗的盟友。中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不仅早于官方关系的建立，而且远比官方关系丰富多彩，其影响也更加久远。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性质主要是由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而非官方外交界定的。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主导性叙事都以官方关系为中心，强调两国之间的差异、冲突和对抗而不是合作与友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近代以来的美国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剥削、文化渗透和政治控制等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侵略。美国的右翼势力也时常唤起人们对冷战时期中美对抗的历史记忆。
在20世纪80、90年代，关于中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一度相当兴盛，但这些成果并没有被纳入到中美关系史的主流叙事中去。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美关系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日益增多，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史上的冲突和对抗更是被一些媒体津津乐道，而合作和友谊则被极力淡化——即使偶尔提及，也被视为美国追求自身利益时的权宜之计或包藏祸心的虚伪面具。出于政治需要建构的中美关系史叙事已经造成公众对历史上的中美关系的严重误解，其结果就是公众对两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知之甚多，而对两国间的合作和友谊知之甚少。[1]徐国琦教授的新著《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2]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具有更新史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对思考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具有重要价值。
一
徐国琦教授1980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自1984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跟随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教授学习美国外交史，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负笈美国，师从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入江昭，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的克拉玛祖学院任教，2009年转赴香港大学执教，现为香港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国琦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研究，出版多部专著，包括：《中国和大战》[3]《奥林匹克之梦：中国和体育，1895~2008》[4]和《西线战场的陌生人：一战中的中国劳工》[5]。这些著作奠定了徐国琦教授作为一位国际史学者的地位。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史研究虽然并不排除传统国际关系史特别重视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并不否认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但国际史作为对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超越，更重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倡导从下向上看历史，关注国际关系中的低端事务，突出在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和事件，挖掘由于把国家置于中心地位而被忽视的人类经验。
《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一书集中体现了国际史研究的这一特色。全书共六章。前三章分别叙述蒲安臣、留美幼童和美国首位华人中文教师戈鲲化的经历，作者将这些人物视为19世纪中美交流的使者；第四章至第五章讨论20世纪初期来华的两位美国知名学者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和杜威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第六章则考察中美两国通过体育比赛进行的外交合作。书中的大部分故事对很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作者从“共享的历史”（sharedhistory）这一视角来考察这些人物和事件，赋予其新的意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例如，作者在讨论蒲安臣使团时认为，蒲安臣之所以能代表清政府出使各国，除了他的个性和他与总理衙门的良好关系外，还与当时中美两国相似的遭遇和命运有关，那就是两国都面临“内忧外患”。中国的内忧是太平天国运动，外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列强对中国的觊觎；而美国的内忧是南方的分裂图谋和内战，外患是英国对南部邦联的支持与援助。正是这种相似的遭遇强化了两国的感情纽带，使清政府决定派遣赴外使臣。这一解释深化了对蒲安臣使团的研究。又如，在第六章，作者没有简单地把体育放在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脉络里去考察，而是把体育视为中美“共享的历史”的一部分，考察体育比赛如何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外交合作。作者指出，美国支持刘长春代表“中华民国”而不是伪满洲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体现了国务卿史汀生在中日冲突问题上的“不承认主义”，是中美通过体育进行国际合作的开端。1980年中美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反映了两国共同的外交目标，即反对和惩罚苏联的扩张政策，特别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1984年中国在苏联集团抵制的情况下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不仅表明了中国对美国的支持，也是中国在美国帮助下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步。作者从“共享的历史”这一视角对体育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进行的解读，赋予了体育赛事以新的意义。此外，本书还披览了很多尘封的史料，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故事。比如，1864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曾应蒲安臣的要求，下令中国沿海各口岸不得允许美国南部邦联的军舰靠近和停泊，以免其劫掠和袭击来自美国北方的商船。此举不仅得到美国政府的感谢，而且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作家马克·吐温甚至因此认为中国是“第一个本着正义的原则对我们友好”并“表示不支持叛乱分子”的“外国政府”。[6]而关于首位受聘于美国大学的华人中文教师戈鲲化的故事，尽管学术界已有多篇文章提及，但本书的讲述最为完整。戈鲲化作为一位儒生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向美国展示的是与当时在美华人主体——华工截然不同的形象。他在排华浪潮已经席卷美国的形势下在美国的顶尖大学里任教并受到广泛的尊敬，这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徐国琦教授在书中所言，“在普遍的反华情感已经毒化中美关系的时代，戈鲲化的成功是不寻常的”。[7]
二
作为国际史研究的深化，“共享的历史”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推进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越来越表明，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完全由本地区和本国人民创造，实际上它也受到域外事态的深刻影响，域外人士和外来力量甚至会参与塑造本国或本地区的历史进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互影响实际上是历史演进的常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完全自足的，其中的很多历史经验是与他国共享的，而挖掘这种共享的历史就成为国际史研究的新趋向。比如，长期受到“美国例外论”影响的美国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美国历史与其他地区历史的交互影响，认识到无论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发展史还是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都与大西洋两岸人员、商品和信息的交互流动密不可分，大西洋是各国共同的舞台，美国与大西洋两岸国家有很多共享的历史经验。[8]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的历史演进也存在交互影响。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外来力量广泛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以至于对外关系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是“无处不渗透，无处不弥漫，无处不影响”，即“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9]美国无疑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外部力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虽然中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远没有美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么大，但也并非是微不足道或可有可无的。中国移民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西部开发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华工的辛勤付出，可能就没有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的建成。而在近代，也有大批美国人寓居中国，以布道者、顾问、商人或士兵的身份在中国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其经历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寓华美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并因此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这些都属于中美“共享的历史”，但这种“共享的历史”不同于传统的中美关系史。传统的中美关系史尽管也关注两国的交往，但以相互之间的政策为中心，中美共同的经历并非其重点。而“共享的历史”关注的是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共同创造的对各自国家的历史都产生影响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无疑是非常丰富的。
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经历就是中美“共享的历史”非常重要的方面。基督教传教士从19世纪初开始奔赴亚洲和近东，是在海外活动的人数最多的美国人群体。1877年，在华美国传教士有212人，[10]1912年增至2038人，[11]而到1930年则有3052位美国宣教士长期居住在中国。[12]这些传教士与中国人合作，从事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和布道工作，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活动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应该看到，传教士的活动也属于美国历史研究的对象，因为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支持和关注是那个时期众多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史汀生在1936年描绘的那样：“多少年来，几乎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美国社区，特别是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都坐落着一所或多所教堂，每一个教堂都会为一个或多个赴海外的传教士提供部分或全部的支持……有关传教士活动的消息通过报告和书信为这块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的大批民众所知悉。对很多人来说，宣教工作的进展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13]“在一个还没有24小时播放电视新闻，也没有亚裔、拉美裔移民来到中西部小镇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以前），休假的传教士成为北美基督教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联系纽带。”[14]这一纽带改变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及其对美国国内问题的看法，并因此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早在20世纪20年代，来自美国北方的传教士就提出种族平等的观念，成为最积极的反种族主义者。他们批评西方的殖民主义，支持废除英美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反对美国通过排斥亚裔的移民法，而这些主张与他们在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传教经历密切相关。从长远来看，海外传教运动起到了让美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作用，改变了美国草根民众的封闭孤立，使美国人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东方民族，从而培育了大众阶层的国际主义意识。[15]
中美共享历史的另一个案，是抗战初期中美人士共同发起的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运动。1938~1940年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和记者不仅向美国民众揭露日军暴行，谴责日本侵略，还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包括抵制日货和对日本实施禁运。1938年7月，在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弗兰克·普赖斯（FrankPrice）和哈里·普赖斯（HarryPrice）兄弟组建“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武器和可用于制造武器的物资，特别是飞机、石油和废钢铁。中日战争爆发后，被迫放弃金陵女子学院教职的传教士海伦·卢米斯小姐（MissHelen M. Loomis）回到美国，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中国信息服务社（ChinaInformation Service），致力于把有关中日战争的信息传达到美国，呼吁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这些组织和个人向美国知名人士邮寄反映日本暴行的材料，向国会提交请愿书，在全美各地发表巡回演讲，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呼吁美国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支持中国抗战。这些活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关于中日战争的舆论，使中国抗战赢得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同情。
中美之间“共享的历史”并非仅仅局限于民间活动，实际上，两国政府合作创造的共同经历也很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盟友，两国军队共同抵御日本的进攻，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的开辟是中美两国并肩战斗的典范。除了战场上的共同经历外，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共享的历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方面，这就是战时宣传。[1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建立了战时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Officeof War Information），试图通过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来鼓舞中国人的抗战士气，培育中国的大国意识，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以实现使中国成为美国有效军事盟友和忠实政治盟友的战略目标。这一宣传工作是中美合作开展的，战争信息署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设立分站，雇用了大量中国职员，其中包括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重庆办事处中文部部长刘尊棋。到1945年9月，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的分支机构——美国新闻处（U.S.Information Service）的美方雇员有125人，中方雇员则有706人之多。[17]以上只是近代以来中美共享历史中的荦荦大者，至于单个人的经历则不可胜数。曾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科士达（John W. Foster）和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等人在中国的活动，谢伟思(JohnS.Service)、司徒雷登、亨利· 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等人在中国的童年经历，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等记者在华的活动，上海租界里美国人的生活等等，实际上都是中美“共享的历史”的一部分，有待学者们去挖掘。
如果按照一部全面的中美关系史叙事来要求，本书的案例略显少了一些，特别是漏掉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合作。当然，一本书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历史，做出取舍是必要的。不论如何，作者提出的“共享的历史”方法极大地拓展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领域，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三
对“共享的历史”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越来越加深的全球化时代，挖掘和再现不同国家间共享的历史经验无疑有助于纠正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培育谦卑、宽容的美德，因而有助于处理当前国家间关系，特别是防止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战争”。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全部视为外来势力侵略和压迫的结果，而把胜利和成就完全归结为我们自己的伟大与光荣，我们培养的其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不仅中美之间有“共享的历史”，中韩（朝）和中日之间也有很多共享的历史经验。对这些历史经验的整理和重建，有助于塑造东亚共同体意识，促进对话与和解，缓解日益紧张的东亚国际关系。当前，对中美共享历史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增加了中美之间陷入“修昔底徳陷阱”的可能性。而两国目前的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不仅无助于战略互信的建立，反而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中美历史上的冲突和对抗被媒体津津乐道，而两国的合作、互利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淡化。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19世纪60年代华工对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的贡献。实际上，在建设这条铁路的西段时，也就是穿越落基山脉的太平洋中央铁路的过程中，中国劳工的人数在高峰时曾达到约9000人，占筑路工人总数的90%，成百上千的华工为筑路献出了生命。[18]而中国的教科书也很少提及抗战后期为了将援华物资运到大后方，数百名美国飞行员在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上献出了生命。当我们安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时候，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地位的获得主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努力争取的结果。罗斯福总统在战争后期不惜得罪英国，多次向英国和苏联施加压力，极力扶植中国成为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没有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抗战的胜利也是中美两国共同的胜利，没有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以及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中国不可能在八年的时间里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中美战略互信的建立显然需要中美双方有正确的历史观。当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史被视为美国侵华史，当我们时刻牢记中美冲突和对抗而对两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合作和友谊有意忘却的时候，这种互信其实是无法建立的。共享历史的书写无疑有助于树立对中美关系的正确认识。既然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曾在历史上一起应对共同的威胁，解决共同的问题，就没有理由在当前拒绝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曾言，中美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船上”，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包括促进全球经济复苏，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否则就会很不幸地带来动荡和漩涡，不仅会影响到美中两个国家，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人民”。[19]中美之间的“同舟共济”不仅需要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还依赖于共同的命运意识的培育，而共享历史的挖掘可以培育这种共同的命运意识，促进中美两国从“共享的历史”走向“共同的未来”。用徐国琦教授的话说，“思考共同的过去和共享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创造更愉快的共同未来提供钥匙”，“通过更好地理解中美共享的历史，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将愿意进一步创造未来共同的旅程”。[20]
作为一部开创性著作，《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欧内斯特·梅(Emest May)在1996年观察说：“我们对两国的相互利用和冲突知之甚多，而对两国是如何合作的以及这种合作为何能够继续或中断知之甚少。”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至少在中国是如此。Ernest R. May, “Epilogue: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in the 21stCentury,” 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88.
[2]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8年出版。
[4] Xu Guoqi,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Cambridge, 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8）.
[5] Xu Guoqi,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中译本《一战中的华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6] Xu Guoqi, Chinese and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p.39.
[7] Xu Guoqi, Chinese and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p.135.
[8] 参见Thomas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Place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9]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0, June 1997, p. 433.
[10] Records of the General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 Shanghai: The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 pp.486~487．
[11] H．T．M．Bell & H．G．W．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13（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imited，1914）, p．440．
[12] Orville A. Petty, ed., Laymen’s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Fact-Finders’ Reports, Part 2, Vol.5（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and Brother Publishers, 1933）, pp.2~3.
[13]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New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6）, p.153.
[14] Dana L. Robert,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Missionary Women on theWorld Back Home,” Religion and American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Vol. 12, No. 1, Winter 2002, p.59.
[15] [美]戴维·A. 霍林格、郭擎川：《海外传教活动对20 世纪美国的影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42~47页。
[16] 详见王睿恒：《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17]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York: Harper & Row, 1983), p. 300.
[18] 黄安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与在美华工的贡献》，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第97~111页。数字引自第100页。
[19]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 Clinton's Speech on U.S.-China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January 14,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china/clintons-speech-us-china-relations-21st-century-january-2011/p23813.(2015年1月12日获取)
[20] Xu Guoqi, Chinese and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pp.263~ 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