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国

——评《焦躁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①]

牛军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这些年的主要著作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而且其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界，[②]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邀请他从伦敦专程到白宫，参加讨论对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的看法。他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任教,现已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任教。究其原因，除立论新颖和历史文献格外丰富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都体现出作者在论述方法上大大超出了传统外交史研究的窠臼，融合了全球史、国际史、社会史等新观念、新视角，比较综合地反映了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的新趋势。《焦躁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以下简称《焦躁不安的帝国》）是文安立教授又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不论是论述结构还是提出的诸多新见解，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尤其值得中国读者认真和深入地思考。

《焦躁不安的帝国》首先是内容跨度巨大，涵盖了1750年至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者有意摆脱以往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states）间关系的狭窄视野，鲜明地提出应特别重视中国内部的多样性，因为它不仅导致了过去和当下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未来继续存在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且影响重大的问题，尽管这早已经不是新问题了。过往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争论也从未停止。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在20个世纪及之前，这首先和更多的是中国人的问题，因为是中国人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困扰和难题，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和挫折，因此更有理由感到不满和困惑。尤其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几经失败，终于认识到自己正经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情况，即在背后推动并支撑那些国家入侵中国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它显然大大超过中华文明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中国人不仅因此遭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侵犯和压迫，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自己的自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优越感长期赖以存在的传统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在应对这种新的文明时感到无比的吃力。在学习中难以做到吞吐自如，表达自己也困难重重，不知所措。

在中国，有关上述历史进程的研究和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未中断。在中国在经济上快速崛起、世界地位大幅上升和随之民族主义精神大幅上扬等背景下，出现了很多新的著作。人们在试图从更为长远（1840年以前）的过程中，观察和认识中国与它以外的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新成果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扬帆博士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③]这本书试图阐释，在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现代性的因素，因此曾经有希望同外部世界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并超越民族主义的狭窄范式而形成更具包容性、更普世的“世界观”。不论作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其实符合了当下中国人日益增长的自信及其“与世界共舞”的渴望。

不过，从世界进入21世纪后的局势和发展前景来看，一个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中国与世界”正在成为中国之外的人们的大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对他们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这种变化的历史场景更凸显了《焦躁不安的帝国》在此时问世的意义和作者提出的问题的重要价值。由于中国出人意料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世界各个方面的面貌，世界从未如此迫切需要严肃认真地反思，中国过去曾经如何与世界相处，以及未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进一步说，中国已经如此之深地融入世界之中,以致已经很难将中国同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世界的中国”。所以“中国与世界”真正成了“我们”的共同问题，尽管很多中国人仍然意识不到这个变化的程度及其深远的含义，继续享受着相对简单的民族主义精神被满足所带来的亢奋和快感。在这方面，文安立教授在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内外变化的影响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描述。他在第十章的后半部分描述了在中国融入世界时，美国和中美关系所起的十分独特而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也指出，由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立等因素，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继续是“敌”“友”难辨的，这也大致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整体看法。[④]

正如《焦躁不安的帝国》开篇所言，所有研究中国（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的学者首先都必须回答一个ABC级别的问题：“中国是什么”（What is China）?[⑤]答案一定是复杂和多样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路径。世界对中国的评说历来都是十分复杂的，从溢美之词、冷静的分析到诅咒，还有浪漫的想象。反过来，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样复杂。这一切都与彼时彼地彼情彼景密切相关。过去如此，今后也不会有根本的不同。文安立教授选择从1750年开始这本书的叙述，这同他的外交史研究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正是在这个年代，中国的清王朝大致确定了中国的地理疆界，从而为中国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和文化存在等，开拓了一个比以往更为巨大的空间。如果没有确定的空间，的确很难确定将哪些人当作中国人而非外国人。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他同时也从这里开始揭示中国复杂的多样性的无处不在和自始至终，因为这个地理空间是乾隆皇帝与不同类型的外国人或当时的非华人通过不同方式确定的——例如同东南亚人通过朝贡贸易，同俄罗斯人通过欧洲通行的条约体系，同准噶尔人通过战争，等等。[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中国人开始了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其内容相当庞杂，从政治顶端的国家安全战略到移民潮、文化交流、贸易与传教，直至无数次的战争，等等。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在如此复杂的网络中形成的，它肯定是五花八门并变幻不定的。

在中国，多数人都相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林林总总，变化万千，而居于核心的则是中国与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大量的研究集中于中国作为国家曾经和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同这个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些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贯穿于《焦躁不安的帝国》的要旨，即作者认为不能再简单地从“国家与国家”（state and state）的角度来解读中外关系的历史了。这本书通过全景式的描述，为读者展示了中外关系研究必须要重视的历史画面中那些更丰富多彩的方面和更复杂的层次。不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有兴趣的读者，都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围绕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和官方、精英思考的历史叙述，在不同阶层和不同位置（包括地理位置）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复杂的互动中，寻找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和延伸的线索与逻辑。

所以，《焦躁不安的帝国》最富启发之处，是将中外交往的历史叙述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转向人与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这表明作者深受“全球史”和“社会史”的影响。他很关注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人社区与“此处”中国人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互动，以及反之，在国外旅行或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中国人社区与“彼处”外国人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交往。正是这些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它们同国家间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世界的“中国形象”。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包括不同社区之间、个人之间、家庭、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事业等等，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方面发挥了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作用。毕竟，中国在国家层面曾经有过试图通过实行某种政策而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的时期，如嘉靖年代的闭关政策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自我孤立”，以及持续至今还存在的阻碍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五花八门的藩篱。但是，它们都没能阻止中国人与外部世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入的交往，以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探究的持续更新与进步。《焦躁不安的帝国》通过有很强说服力的叙述告诉读者，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认识，离不开对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交往的研究和理解。

在写这篇评论前不久，我参加了一场有关近代中外关系的国际研讨会。在我主持的分组讨论中，几篇论文从不同方面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那个历史画面可以用离奇古怪来形容。例如，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的中央政府在与英国人认真地谈判，以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而在江西农村，草根革命者们在同苏联代表讨论，如何从共产国际那里为发动革命暴动搞到更多的经费。这印证了《焦躁不安的帝国》提出的重要观点，即必须重视和强调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同样巨大的内部差异，以及中国可以大致分为中心地带和乡村地带，不同地区与外部世界存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互动，并由此导致中国存在着两个（我认为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发展方向。

比较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和解后的中外关系，是最激动人心的发展。《焦躁不安的帝国》对这个时期的叙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分地是因为作者继续将叙述的中心放在中国的多样性和由此导致的中外关系演变的多样性上，当然中国政府也由此开始同外部世界建立和发展越来越全面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使中国受益颇多。简而言之，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同这个体系之间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不过，中国仍然是“多样的”，国家间关系的长足发展既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各领域和各层次的交往。这种交往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蓬勃发展，并且不可逆转。它们将中外关系引向深入，将中国引入世界。这个特点在中美关系中尤为突出。阅读《焦躁不安的帝国》时有此感受，可能与我十几年前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有关。当时，我曾经与身处政治高端的美国政界、军界精英探讨中美危机管理问题，同时与在被称为边远省份的贵州的山区农村长期生活的美国青年也有交往。这两种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使我理解，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眼光是多么的不一样。这样多样的交往不可或缺，因为人们生活在多样的世界里，但是每个人都会出于本能地相信自己能够而且已经知道了一切，包括另外一个国家的一切。作为中国人，我们已经习惯了从中国看世界，有时就是下意识的，而今后可能需要实际上也必然会更多一些的从世界看中国。

《焦躁不安的帝国》告诉读者，中国从18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躁动”，而19世纪中叶大规模发展的中外关系更加剧了这种“躁动”。进一步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确定了前进的方向，还是如这本书所描述的，仍然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如《焦躁不安的帝国》所说，“过去塑造现在”，但是，“没有人希望过去再次轮回，至少不要完全按照过去的方式轮回”。[⑦]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①]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New York：BasicBooks，2012）.

[②]例如《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等,在学术界有非常大的影响。

[③]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④]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the World Since 1750,pp.403~404.

[⑤]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p.2.

[⑥]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pp.6~9.

[⑦]Odd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the World Since 1750,pp.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