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〡商业见地网财经观察员 韩洋

文章来源〡BW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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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给《活中国的姿态》作序时写道：“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或许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难以理解，在这里可找到答案了。”

同样地，在亚洲各国人眼中，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国际影响等方面日趋强劲的表现，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

韩国人看中国

近年来韩国逐渐上升为中国人投资热点，房地产和旅游业如火如荼。特别是在移民政策的吸引下，以“中国大妈”为首的大手笔中国游客纷纷涌入韩国，度假休养、抄底房产或是购买土地等，成为一道风景线。

但韩国人对中国做出的一些行为让人不可思议。自去年9月韩国济州知事对中国资本“踩刹车”以来，韩国媒体“黑”中国资本的各种消息经常见诸报端。甚至有韩国媒体绕过政府统计数据，自己对中国资本展开“调查”，无端炒作“中国资本威胁论”，甚至扯上领土和历史问题。

如果中国“投机资本”进入，那么对韩国经济就是“毒药”。这是韩国舆论场流行的说法。

据消息人士透露，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人购地交易总共1993件，比去年全年总数多30%。但中国人目前拥有的土地只占外国人拥有土地的5%，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加以炒作，排名前两位的美国和日本则只字不提。

BWCHINESE中文网此前报道，韩国观光公社和韩亚大投证券公司发布消息说，访韩中国游客数量将以年平均19.8％的速度增加，到2020年将达约1490万人次，即目前的3.5倍左右。届时，中国游客在韩消费规模将超过30万亿韩元（约合1800亿元人民币），支撑起韩国约8％的零售市场。

韩亚大投证券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游客在韩购物总额（不包括交通、食宿费用）2020年有望达30.5万亿韩元（183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6.2万亿韩元（373亿元人民币）的近5倍。

这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游客去年为韩国零售市场贡献1.9％的销售额，这一比例2020年将达7.7％。同时，中国游客近年来在韩消费额增幅也逐年攀高，去年超过50％。这一数据今年回落至30％左右。即使保守估计，这项指标2020年预计可达18.5％，仍将远远高于韩国零售业总体3％的增幅。

韩亚大投证券研究人员朴宗大（音译）说：“中国人成为韩国零售市场消费需求的主力军。在韩国零售业各个产业，中国游客都提供了压倒性的增长动力。”

从事实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韩国经济增长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中国。2003年后中国推开美国，稳坐韩最大出口国位置。金融方面也不例外，在韩国证券市场，中国投资额继美日之后排在第三。在娱乐产业，企业并购市场上中国已大规模崛起。

近邻有这样一位可靠朋友何尝不是幸运。但幸运与不幸正如手心手背。“多谢中国”转变为“都怪中国”只在一瞬间，现在已经是进行时。

随着中国资本大量涌入济州岛，韩国人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继济州新知事元喜龙公开对中国资本喊停后，又有韩国国会议员和媒体对中国人在济州购买土地表示“担忧”。

韩国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所属议员金熙国指出：“2010年实施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后，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大量购买了济州土地，这很有可能引起察觉不到的消极影响。”他还强调：“现在要重新审视中国人在济州购买土地会带来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文章写道，最近韩国经济家联合会发布的报告书加重了这种不安。韩国十大出口商品重组为8大产业以世界市场占有率为标准比较一看，中国足足有6个产业赶超韩国。即使做出让步，韩国具备理直气壮贯彻自身要求的能力吗？没有能力。但韩国近邻的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朝鲜王朝500年的苦恼再次摆在韩国人面前。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邱林认为，这恰恰反映出韩国人对中国认知的自相矛盾。例如过去韩国学校把中文列为主要外语之一，然而最近十几年，他们想摆脱很多文化都是受中国影响的阴影，在推行“去汉化”思想，汉语不再是主要选修外语之一。2005年1月，时任韩国汉城市长的李明博宣布把该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而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之前，韩国政府曾下令取消所有牌匾上的汉字标记。

虽然韩国对中国文化的联系可以弱化，但对中国经济的联系却在强化。在经历上世纪70、80年代的快速发展，韩国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92年中韩建交时，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此后，中国与韩国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明显上升。

现在让韩国纠结的是，一方面韩国经济依赖中国的局面日益深化，另一方面，韩国对待中国投资和贸易的态度又存在矛盾心理。的确，韩国经济依赖中国的局面日益深化。贸易、投资毋庸置疑，在内需市场、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中国都在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2012年12月，由中国社科院与韩方机构合作的民调显示，多数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偏向负面。受访者主要有三种心态，一是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害怕”，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到“不服气”，三是因为感情上“讨厌”中国，所以不愿看到中国崛起。

剖析韩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奇怪心态，会发现，自卑感与优越感相互影响，恶化了韩国人的中国观。自卑是很多小国尤其是岛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尤其在亚洲。而这种奇怪心态的方式最终将导致他们视谎言为真理，颠倒是非，黑白不分。

一言以蔽之，只能说韩国这个民族太想摆脱中国附庸的历史，也太需要世界的认可了。

日本人看中国

作家作家加藤嘉一曾表示，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排名世界第2。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也平安无事地圆满举行。中国似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抗衡的国家。

近年来也出现了把中美两国称为“G2”的说法（虽然许多国内外人士对此说法有意见），意指G8发挥影响力的时代结束，今后的国际社会将由中美两国共治。

加藤嘉一称，中国领导人至今没有完全地接受“G2”这一称呼或者概念，甚至基于“不可能担负与美国同样的国际责任”的角度间接地拒绝G2的概念。

他认为中国虽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如今在GDP上也超过了日本，但老百姓没有欣喜若狂。

反而近几年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国情和现状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呼吁国民自制的意见层出不穷，比如“中国的GDP高只是因为人口多，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日本虽然不大，但（医疗和社会基础设施等）很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G2是无稽之谈，世界现在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等。

虽然仅看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了经济大国，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战略性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的各种竞赛上被动多于主动。

加藤嘉一指出，当今的国内外局势要求中国必须尽早抛弃双重标准，告别“战略性发展中国家”，逐渐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环境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腐败问题、人权问题、经济问题等。

事实上，日本人看待中国的眼光极其复杂。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主流观点至少有四个。

第一，维持现状论。即中国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基本上是按照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式的国际秩序在发展，并没有修正现有国际秩序的意图。这种观点认为，灵活和充分地运用目前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发展经济，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会从始至终维持现状。

中国的外交姿态，近期似乎有些“以攻为主”的感觉。维持现状论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为纵观历史，中国的姿态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持这种观点的原因——他们觉得中国的挑战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挑战国际秩序论。即中国的崛起是要以修正主义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最终将现有的国际秩序彻底颠覆。中国正在以经济成长为基础，向美国发起“势均力敌”的竞争，要把国际秩序的中心从美国替换成中国。美国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只是时间问题，而各种新冷战的征兆已经在世界各地逐步显现。

中国正在竭尽全力扩大自身影响力以便今后能够取代美国屹立在世界的中心。东海、南海的各种领土争端只不过是一个开头。因此，拥有民主体制和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必须重新整合合作体制，在中国发起挑战之前就把中国封杀。

第三，悲观论。唱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现在老龄化的弊端已经显现，社会福利负担加重。经济的高速成长难以为继，政治和社会问题将愈加复杂，最终中国将成为一名垂垂老者。最重要的是，中国实际上外强中干。

第四，渐进修正论。即中国会持续稳定和坚强地成长，致力于在不久的将来在地区形成强大的外交实力。中国目前尚无挑战美国的意图，但至少会逐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逐渐修正东亚地区的现有秩序。中国的战略是，尽可能地确保自己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显然，鲜有国家能够全盘接受中国的这种战略，因此中国的挑战任重而道远。

印度人看中国人

印度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印度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感到惊叹。

中国人在世界屋脊青藏高5年内原修通了铁路，建造 了连接上海市区与浦东机场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反观印度，印度朋友说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甚至倒退。

印度政府在数年前也计划修连接孟买与新德里的高铁，但至今还是计划，没有行动。就连孟买国际机场到高速公路的直通道路修了5年，至今还未完工。

有一则笑话，100年前英国统治时期坐火车从孟买到浦那，180公里的路程只需要两个半小时，而如今则需要超过三小时。我告诉印度朋友，现在的印度就好像是十二年前的中国。

印度人认为印度发展滞后中国是由于政府的低效率造成的。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任何决定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就拿修路而言，政府需要听取周围居民、相关社会团体等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之后还要招投标选择建设公司。居民的房屋不能说拆就拆，一定要与住户协商至满意，否则住户可将政府诉之法庭。

最终的结果即是工程一拖再拖，或者无法实施。现在印度的道路仍然坑坑洼洼，狭窄。走在印度街头，时常还会遇到牛、狗等牲畜。因为牛是印度某一宗教的神，另一种动物又是另一个宗教的神，政府不能禁止他们的活动。

印度学者苏米特•甘古利认为，印度国内对华立场有三种：一是“友好派”，他们的对华看法主要建立在对中国的敬畏上；二是“战略性接触派”，要求印度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付中国的挑战）；三是“对抗派”，对华持敌视态度。

学者莫汉•马力克指出，印度的对华态度可以分为三派：理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长远的威胁，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核和导弹方面的合作是他们最大和最直接的担心，因此主张一种“接触—制衡”的政策；超现实主义者视中国为“明确的和眼前的威胁”，因此建议“就像中国对付印度那样对付中国”，也就是“遏制加包围”；亲善派则认为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对印度构成威胁。

此前，美国威尔逊中心和亚洲协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印度的对华战略思维存在三种明确的看法，“大多数属于主流看法，即认为近期中国不会构成军事威胁，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威胁）是不确定的，因此印度需要防备中国未来在该地区（指亚太特别是南亚地区）的力量渗透，”

然而，“在印度同时还有另外两种看法，尽管它们不占大多数：一是，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不是威胁；二是，中国是现实的和直接的威胁。”该报告同时指出，“印度正形成一种一致的看法，它主要反映主流派的观点，同时日益受亲华派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印度学者有大量的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比印度早13年。有趣的是，根据摩根•斯坦利此前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经济比印度经济发达13年。

在印度学者看来，有大量因素促成了中国经济的成功。除了改革开放政策和稳定的国际环境，大规模开发、出口导向战略、中央主导的投资、国家团结、国民支持等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印度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经济硬指标上落后于中国，是由于印度开放较晚，较低的国民储蓄率，较少外国直接投资，较低的行政效率，以及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对抗。

但印度学者也指出，有一些问题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包括如何保持改革进程的动力，处理社会文化不平等的能力，执政党的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作用，能源供应的可靠和稳定性，以及利用获得的战略力量影响战略环境的方式等。

还有印度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有许多内部问题和负面结果，但中国人民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有利于印度改革派和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在印度国内的地位，并成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

印度学者还表示，一方面印度在许多宏观指标上大大落后于中国，但另一方面，由于主要依靠有机增长，印度更充分地利用资源并选择一种更能可持续增长的道路。相反，中国的发展在现有制度力量内已达到了最高点。同时，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改革其银行体系和建立真正的资本市场，中国早期的资本推动型增长的优势有可能变为弱势。

在印度学者看来，相对于中国的“快速型增长”模式，印度的“渐进型增长”模式具有潜在的优势。

与中国经济相比，印度经济也有自身的优势：第一，更健康的银行体系。由于资本化较彻底、较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较少不良资产，印度的金融业更为强大。

第二，更优越的制度框架。印度有更好的软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发展经济。除了政治民主，印度的软力量至少包括对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媒体的有效监督、法治体系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第三，更强大的私营企业。印度有一大批世界级的私营企业，并且多集中在软件和信息产业。其先进的公司治理使印度的私营企业能在国际上与欧美同类企业相抗衡。

第四，较高的资本效率。考虑到印度的国民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外国直接投资比中国少90%，而其增长率只比中国低约20%，这表明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更高。此外，印度的证券市场也表现得更好。

第五，劳动力更年轻。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资源数量相当，但更为年轻。不仅如此，尽管印度的普通教育不及中国，但印度的高等技术和管理教育更先进和发达。

第六，“世界办公室”。由于印度人有天生的数学和逻辑能力，加上语言优势，印度发展了世界领先的信息产业。印度软件工程师和出口都居世界第一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向印度订购软件服务并把其海外研发中心设在印度这个软件超级大国。

越南人看中国

在越南有一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这有着互相矛盾的两层意思--中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中国本身就是天堂。对于这两层意思，越南人选择同样相信，并将两者奇迹般地统一在了一起。

尽管GDP历史性地突破千亿美元，越南的经济总量仍比不上中国深圳一市。经济规模的悬殊带来失衡的经济依存。

对中国来说，中越双边贸易额仅占其对外总贸易额的0。4%左右。“也就是说，在贸易方面，越南对中国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越南问题专家潘金娥说，“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由于过分依赖进口，越南对华一直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外流资金反过来帮助中国扩大对越投资，同时还带来了中国工人。

越南媒体曾曝光过一个让人不安的现实--共有3.5万名中国劳工在越南。宿舍区是他们的王国，他们建立村舍，用家乡的名字命名道路，大声喝酒和随地吐痰。“他们抢走了我们的饭碗，还毫无顾忌地复制中国生活模式。”海防市一个越籍电工说。

媒体报道，2009年，海防市一个中国工人喝醉后和一个越南店主的摩擦，竟引发了两百多人的群殴。越南计划投资部高级顾问、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黎登营忧心忡忡地提醒他的同行--“中国经济对越南的（入侵）远比人们意识到的要根深、触及得更深远、进展得更快。”

相比经济层面的责难和惊觉，“北方威胁论”在越南历史里则拥有更深的渊源。“北方”在这里指代中国，它甚至被写进教科书，描述成一个贪婪的扩张者。

一直以来，中越关系的复杂和微妙远远超越其他邻国。自秦朝后一千年间，越南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北宋初年独立后，围绕领土的恢复和反抗成为两国关系长期的主题。

为激发民族意志，越南统治者将中国军队形容成为凶残无度的侵略者，这种印象被各种传说和英雄故事所深化，最终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中达到极致。

在越南，船佬是对中国人的蔑称，传说最早到越南的中国人是一群摇着船且长相凶狠的渔民。他们觊觎这片土地并带来战争。

“对中国，越南人始终心存芥蒂。”一位华裔越南学者说。

不少中国人对越南的印象就是所谓的“反华抗议”。在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木春山看来，这是越南人对中国关系“纠结”的一个外在表现。

其实，很多越南人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中国制造”，心态确实挺矛盾。为此，木春山举出了几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由于价格便宜，款式多样化，中国广东制造的服饰基本上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选择。但在越南，一些商店会声明自己没有出售任何中国货，虽然商品明显挂着印有简体中文的吊牌，但店主也会说这是日韩货，或者港台产品。

越南是摩托王国，摩托车是生活必需品，Honda（本田）已成为摩托车代名词，本田价格从一千到好几万美元不等，但无论哪种型号，基本上都有对应的“中国版”，而价格只有原价的30%。大家可能觉得，有价格优势，中国的摩托肯定大卖。

而事实上，如果一个年轻人考虑给自己买一辆车的时候，“中国货”很肯定是最后的选择。

在越南，摩托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经济水平。越南消费者比较爱面子，宁愿选择一款超出自己购买能力的优品，也不愿选择一款明显廉价却无法显摆的产品。另外，开着便宜摩托出门购物，售货员也会懒得多看你一眼。

和中国一样，手机在越南也是必需品，深圳产的手机已成功在越南创造出“低价格、高配置”的印象。这些手机在越南有个名词，叫“HTJ手机”（由于当时越南对中国领导人的相关报道时经常提及HJT，所以“HTJ”也变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不过中国产手机一般只是越南人的“备用机”角色，“主机”还是耳熟能详的国际品牌。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华为中兴的终端设备及小米等大陆手机，是收集用户和邻国情报专用设备，这在越南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有专家劝大家要注意。

此前，市场上充斥着来自中国的苹果、橙子、橘子、草莓、荔枝等水果，个大色鲜肉厚多汁，但专家说这是因为使用了农药，对身体不知是否有不良影响。随后越南网上出现了如何识别“中国水果”的攻略。

同时，越南还出现了这样的报道：由于中国对越南水果进口标准提高，造成向中国出口火龙果的种植户库存大量积压，滞销水果只能扔在路边。

最近又有这样的报道：“中国水果”越来越少，原因是销量越来越不好，消费者更喜欢“泰国水果”。文章的意思大概就是“中国货”已被泰国产品代替，越南人读起来有种喜大普奔之感。

越南消费者对中国产品如此排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媒体大肆报道政治问题，时刻提醒着人们要警惕中国；媒体密切关注报道中国社会政治的负面新闻，如中国的郭美美和红十会、中国贪官、中国与美国日本在某些问题上态度不一致，导致越南人接受了一些负面影响。

越南是东南亚与中国在文化上相似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时刻提醒要“差异化”，否则将很容易被同化；中国某些产品虽然很便宜，但质量山寨；来自中国的一些游客，自身素质不高，毁了中国形象。

其实虽然一些越南人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复杂，但对香港和台湾态度则不错。

香港人开设的茶楼港式餐馆，现在越来越多越南食客前往，喝早茶吃点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台湾的珍珠奶茶几乎遍布城市每个角落，深受年轻人喜爱。逢年过节，港台式粽子、月饼是送礼时体现的心意和品味。

巴基斯坦人看中国

巴基斯坦人，尤其是中产阶层，把不断增长的中国视为梦境，这里有宏大的机场、时速达300公里的高铁、无处不在的商场。报纸充斥“中国将成最大经济体”、“通向进步的中国道路”等文章。书店里随处可见《巨龙醒来：中国的崛起》、《世界随中国舞动》等书籍。

沙•法赛尔•阿夫雷迪在巴基斯坦《民族报》上发表文章称，巴基斯坦中产阶层一直梦想更好的生活，住房、汽车、现代公路网络、良好的大学教育、受国际尊重的强大政府……这一愿景通常不会持续太久，而我们的邻居却生活在这种梦想中。

他指出，中国是值得所有国家羡慕的增长和繁荣典范。其变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因素。

“每个国家面对中国的成功都面临选择：可将中国崛起视作威胁，也可视其为机会;可对中国封闭市场，也可向其开放;可闭关锁国，也可欢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我相信，正确之路是开放、对话、贸易和投资。我们需要成功的中国。”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巴中协会负责人穆沙希德•侯赛因在过去30年里曾先后20多次访华，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成就。

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树立了榜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方式不同，中国寻求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注重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间互惠互利，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因此，中国的崛起必将为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积极影响。

经济日报称，巴基斯坦著名政治家阿什拉夫•卡兹曾于上世纪90年代出任驻华大使，并在2014年参加了上海亚信峰会。他表示，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上海，对这里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撼，上海的发展是中国速度最显著的缩影。

卡兹认为，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在发展模式选择上突出了“中国特色”，这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政治制度建设上。

他表示，中国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探索出的成功道路，就是将民主制度与中国特色有效结合，在保持政府高效的同时，越来越关注民众声音、体现百姓意愿，这集中体现在惠民生、反腐败等各个方面。

二是始终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贯性。在新一届政府顺利完成交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更趋成熟，由此所迸发出的强烈实现民族复兴愿望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所长哈立德•拉赫曼在其近期出版的名为《继往开来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关系》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发展将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好的选择。

“与旧的国际秩序不同，中国所提倡的国际新秩序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是国家间实现惠己及人双赢局面的有效保障。中国不仅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更为亚洲独特价值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亚洲整体价值体系的最终确立则是亚洲世纪到来的重要标志。”

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知名主持人苏尔坦•哈利每年都赴北京参加中国的两会报道工作，作为媒体人士，他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变化，尤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相关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

苏尔坦•哈利表示，近年来，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地区发展迅速，现代化程度令人振奋，中国政府实行的援疆政策、设立经济开发区等措施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更将把新疆建设成国际贸易重要枢纽。此外，新疆地区的民族政策也令哈利印象深刻。

他表示，作为一名穆斯林，他亲身体验到了中国穆斯林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当地民众的宗教习俗、生活方式、语言文化、民族传统以及风俗仪式等均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此外，政府不仅提供完备的宗教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对青年的教育上注重将宗教学习同现代科学技能相结合，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巴基斯坦各界人士均表示，作为中国的友好邻国，希望巴基斯坦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汲取更多经验，为未来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