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逾半个世纪的李光耀，外界对他的评价好坏两极，赞赏他带领一个没资源、地方小的城市国家，跻身成国际都会；批评他的人则说新加坡一直压制人权与自由，认为民主与人权该有「国际标准」的人，对他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却不予认同。可是，无论是赞是弹，大家总不会否认李光耀确是世界一级的政治人物，肯定他的治国能力。 李光耀之名，在两岸之间与香港这个竞争对手，也同样得到推崇。因此，李光耀逝世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代表中国政府与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发出吊唁，形容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逝世是新加坡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损失；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亦同样发吊唁。内地高规格的悼念，反映对他是如何重视。 台湾的总统马英九也亲自到新加坡出席李光耀的家祭；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即日前往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馆致哀，并赞扬李光耀凭着过人远见和魄力，为新加坡奠定稳固基础。 李光耀在生之时，早获两岸和特区政府的重视，还视之为学习对象。一如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新加坡与中国于九十年代已制定中国高级官员到当地考察访问的计划；到2002年还达成协议，让内地主要城市市长到当地接受培训。习近平还曾跟他说过，从新加坡那里「学到的，要比从美国学来的多」。 香港特首 处于夹缝 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华亦曾公开或私下对李光耀表示赞赏。香港这个同样没什么天然资源、地方细小的城市，经常拿来跟新加坡比较，但一如廖建明日前在本报撰文所言，根据英国的解密档案，当年中方是考虑把新加坡那套放在香港照办煮碗。新加坡在中国心目中是香港该学效的对象。 可是，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于香港？李光耀是否今天管治香港的理想人选？ 相信即使李光耀本人，也觉得不易。事实上，他也曾说过出任香港特首之难，难就难在他既要服务香港，但其真正老板是北京，一如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忆说，李光耀说他怎也不会出任香港特首，「not over my dead body」。即使游走于台海两岸如鱼得水的李光耀，也认为特首处于夹缝之中，不易作为。 即使撇开兼顾内地与香港的难处，李光耀上任之初，处身的环境有其历史独特之处。 新加坡独立于1965年，李光耀此前已带领新加坡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总理共六年，而在更早的日子，他已在政圈崭露头角，带领新加坡人民逐步脱离英国管治。从一穷二白开始，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且在外围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展开管治，李光耀一如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建国元首一样，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加上他本人确有能耐，在经济和社会民生事务上管治有道，让新加坡摆脱穷困，走向国际城市之路。 李光耀在新加坡采取发展经济、重视民生、轻忽人权与自由的政策，传媒若批评政府，随时要冒着关门大吉的风险，反对派领袖更要准备有机会吃诽谤官司；政府同时也实行投票与民生福利挂钩的管治策略。 在威权管治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无往而不利。今天的新加坡已安逸多时，昔日有助管治的社会危机感渐退，而且世界趋势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在互联网横行的今天，年轻一辈追求自我与自由更为殷切，新加坡的家长式管治能否管用下去，便是疑问。这一切套入香港，情况相信亦然。 从殖民地年代开始，香港人即使没有民主，却享有自由，可在言论上百花齐放。而且，在今天社会富裕、信息发达的年代，在没有谁能代表谁的年头里，家长式管治恐怕会引起更大的反弹，触发社会自由进一步收紧的疑虑，徒惹国际关注。 何况香港回归与新加坡当年独立的情况有别，特首既无李光耀般的政治资本，相反香港人在百多年西方管治下，与内地不论在政治或生活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港人在回归之时对前景感到惶惑，回归十多年来纵有和谐时刻，但也不得不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处身夹缝的特首，且在政治上还未得到社会授权与认受的特区政府，根本没有本钱把新加坡模式倒模过来。 近日，看着特区政府在多个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在政改上采取一是「袋住先」、一是什么也没有的无商量态度、公开说支持占中的议员将会受到选民惩罚、呼吁把「拉布」议员拉下马等等，在在显示政府「只想砌、不愿倾」的心态。这令人联想到「照办煮碗」新加坡模式的说法，以及对李光耀的强人领袖手段的推崇。可是，香港的实际情况却没有什么本钱效法新加坡，一味的强硬而并非尝试以沟通对话的手段，既无助于缓和局势，只会令香港更难管治。 李光耀的另一管治特色，其实是「实际」，以目标为本，理念次之。若要学效他方，那些既于社会无益、对管治无助的姿态，最好是暂且收起，总胜于一味强硬，于人于己无益。 文章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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