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物价的因素有很多。美国物价低廉，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是美国多年来保持了极低的通胀率。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0年，美国则几乎实现了“零通胀”；2000年到2010年，美国CPI一直在2%上下浮动。当下，美国通胀率又接近历史低谷，而中国恰好处于近10年的高峰。以最近一个月10月份的物价指数为例，美国10月份CPI为1.2%，而中国10月份的CPI为4.4%。

美国的低价秘密

　　从美元诞生100多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仍然在市场上流通，美国物价的稳定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分”作为人民币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几乎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物价上涨速度之快。

　　于是，美国居民过去二十年所经历的生活，被形容为：居民收入年年上涨，而价格始终在低位保持稳定，相对于越来越高的收入，物价显得越来越便宜。这种“低通胀高增长”的效应，让人感觉美妙。

　　根据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即当经济增长时，一般也会出现通货膨胀。根据这套理论，中国一些政策建议者10年前力主通过温和通货膨胀政策，以实现高增长。但通胀的过程也是一个财富向富裕人相对集中的配置过程，于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也扩大了贫富差距。

但美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为何能够保持低通胀和高增长并存的局面？

　　部分是源于美国处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顶端，因而所带来的红利。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首先是大量进口消费品的物价持续下跌，直接带动物价下降，然后是大量工业用廉价初级产品进口，亦降低了美国公司的生产成本。据估计，进口价格的下降对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的下降贡献了约0.6个百分点。

美国的低通胀，更在于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使得全世界人民不愿意美钞不值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采取促使美元越来越值钱的强势美元政策后，全球对美元需求日增，现今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成；在国际贸易中，有2/3是用美元结算的；国际证券发行总额接近50%用美元；国际贷款总额中以美元计价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钞66%都是在国外流通的，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

　　美元保值升值的强势，一边使得进口产品的价格变得相对便宜，使得国内旺盛的消费无法推高物价；一边吸引全球资本大量流入，推动投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使得低通胀和高增长得以同时实现。

　　但从2008年美国陷入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刺激经济，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不惜动用类似直升机撒钞票的行为来刺激经济，先后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共计向市场注入了超过1.7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在同样的时间段，中国面对拍岸而来的经济寒浪，也掀起了天量放贷潮。

　　同样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中国是通货膨胀得火热。经济学家赵晓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美元放水，其他国家吸收其流动性，这个过程中美国坐收铸币税，这与中国大陆放水淹自己百姓是两回事。

　　“美元三分之二是在国际市场流通，他们实际上在用全球的通胀来解决自己国内的通缩。”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大量的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因此全球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共同分担了美联储增发货币所带来的成本。

　　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构成如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十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不断以解决就业为驱动，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推动对美国的廉价出口，这全面压低了美国的商品价格，特别是日用品价格，同时中国又将挣得的大量美元兑换成各种形式的证券资产，在美国安安静静储备了起来。这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友好”抑制了美国物价上涨的空间。

　　反观自身，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四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 21.7%、8.7%和当前的4.4%。人民币的币值贬值速度远远超过美元，购买力也不断下降。

不同的交易成本

　　中美物价反常的背后，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分配体制使然外，更是两国内部各自司法、经济体制差异的结果，这种制度成本的差异体现在从生产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个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被广为转载：《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聂辉华认为，市场资源是否得到合理配置、能否实现规模效应，是能否降低商品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物价的一个因素。

　　以知识产权为例，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相比较而言，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中国企业创新的产品往往迅速被“山寨”，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同时市场份额也被瓜分，无力实现市场整合和规模效应。

　　和规模效应有关的还有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聂辉华认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

　　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Gucci、LV、Fendi和Coach四强称雄。

　　优胜企业凭借品牌声誉，一旦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500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

　　而中国存在很大的资源误置，很多国企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企盈利却无法扩张，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中国商品生产中的流通成本也居高不下。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也发现，目前中国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指标，在运费之外的额外支出有时竟然高到五千到五万元之间。

　　此外，大陆高速公路收费之重，交警罚款之多，更是将运输成本推高。据媒体报道，广州到北京的特价机票大约在700元左右，但如果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1400元。

　　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检查。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说，他每次往返大约有7000元的罚款和敲诈。各种成本如此算下来，从广州运货到北京的运费比从广州运货到美国还贵。缺乏完善的司法保护以及诚信制度的缺失，也是使一些企业宁可产品低价出口，而不愿冒风险在国内销售。

　　一位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直言，大陆贸易商缺乏诚信，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而出口只需与外商签订合约，其他不用担心，发货之后，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订单下降，尽管有关方面呼吁企业扩展内销，但一些外贸企业宁愿降价出口也不愿意做内销。国内的高风险必然要求更高的回报。安朗童话世界(香港)有限公司业务推广总监林彩朗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我们出口美国的一双鞋价格是八九美元，而内销价格要200元至300元人民币。”

　　聂辉华认为，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与国内各方打交道的这些“公关费用”，最后都被算进生产成本里，国内价格只能水涨船高。尽管表面看起来，相对于美国，中国仍是生活水平较落后的国家。

　　哥伦比亚冲锋衣在美国梅西商场的价格为什么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还和商业模式有关系。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欧美百货商场是买入制的，中国的百货商场是联营制的。所谓买入制，就是指梅西商场的这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梅西商场从品牌商手里买入后再销售的，梅西百货赚取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

　　而中国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那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品牌商或代理商放到商场销售的，王府井百货从每一笔成交金额中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利润。

　　在进货方面，由于梅西本身是采购商，同时其供应渠道是垂直的，制造商—品牌商—梅西，梅西控制着零售终端，所以是梅西向品牌商压价，品牌商向制造商压价，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利润，梅西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尽量压低进价。

　　横向上，为了和别的卖场竞争，类似梅西这样的国外卖场也必须尽量压低售价，定价高了卖不出去，否则一旦错过季节就变存货了。如果一个商场存货增多，流动资金很快就枯竭，倒闭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中国的百货供应商是金字塔层级：制造商—品牌商—中国总代理（可能之前还有个大中华区或亚洲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这每一层都要加价赚钱，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是由于它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再销售，并且如果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所以商场根本没动力去压价。

　　在销售环节，联营制的王府井百货不用采购商品、不用库存、不用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用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耗后就是净利了，所以王府井百货不在乎定价高，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也是决定物价高低的重要因素。税收被称为公共服务的价格，2009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宏观税负超过了30%，即政府收入超过GDP总量的30%。而美国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2.8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12.9万亿美元GDP的21.7%。

　　对于消费服务和购买商品中所包含的税款，中国老百姓一直没有“被”遗忘。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100块钱买一瓶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这是NGO组织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公民税收手册中提到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含税量高约35%以上。

　　而美国商品的价格都是把商品价格和税分开缴纳，各州的消费税税率最高只有10%左右。同时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的时候，美国税收制度存在大量的免、抵、扣条款，纳税人在填写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将某些开支从其年度应税毛收入中扣除，以形成经调整的应税总收入，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纳税。

　　另外，部分个人退休账户、个体经营者的退休年金计划、学生贷款利息、赡养费、某些教育费用开支以及搬迁费用等也可依据有关规定从应税总收入中予以扣除。

　　中国各个地区也存在大量的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大多数反而是针对开发区内的出口企业，给企业降低的成本好处并没有为中国的居民所享受到，而是成为促成美国低物价的另一原因。

　　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影响着中国和美国的物价对比。和国内商品价格的含税量相比，中国出口商品的出口含税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出口商品的资源成本较低，如出口加工企业获得的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另外中国为了鼓励出口，对出口商品实施出口退税，同时对进口商品实施较高税率。而美国经过数十年的关税贸易谈判已经把海关税率降到目前的2％以下。

物价里的租金

　　中国连续多年飙升的房价，也对物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过去十年，全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500%，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方，涨幅超过1000%。房地产价格的提高，直接提高了商业地产的租金价格，增加了经营成本。

　　从2006年到2009年，在全球最贵商铺的排行榜上，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外滩的租金从前50名逐渐上升到前20名。目前北京前门商业街每平方米的年租金已经达到了37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美国第五大道的租金水平。

　　抛开这些皇冠上的钻石，普通的商铺租金最近几年也开始急剧上涨。北京一个普通街道临街店面的每平方米年租金已经达到3000元，一个40平方米的小店面月租金高达万元。而仅仅在两年以前，这样店面的租金只要三千元左右。

　　据媒体报道，在广州，一个小区内的商铺平均租金在8月份还是150元/平方米/月，而现在即使是位置靠内的毛坯商铺，租金也要230元/平方米/月，短短的一个月内上涨幅度超过80%。

　　这些租金飙升，必然体现在最终的商品价格当中，由消费者来承担，更为重要的是，高昂的渠道和商铺成本，让一些本有意做内销的外贸企业打消念头。

　　除了房地产的有形租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权力的租金。权利的租金包括利用特权进行合法的寻租和非法的寻租。交通费是居民的一项大支出，而中国大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属于典型的合法寻租。

　　在美国，人工成本贵，车本身很便宜，以至于租车比打车便宜，在奥兰多租一辆很新的轿车，一整天不过18美元（还包括保险在内）。在泰国曼谷，车和人工成本与中国北京上海相等，但出租车起价7元人民币，如果打表，价格一般比京沪等城市便宜40%。

　　在北京上海打车价格不菲，在于司机经营出租车，首先要缴纳高于汽车款两倍到三倍的价格购买出租车，然后再每个月上交五六千元的所谓份子钱，出租车管理公司收取费用的依据是由权力分配的经营牌照。而这些费用全部都要由乘客来承担。

　　另外一种租金形式为非法寻租产生的各种腐败。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度称，“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到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些租金都陆续摊入了物价，交由弱势阶层买单。正是这些非法以及不合理但合法的租金，生发出了超越国情的奢侈品消费、庞大的地下经济、日益脆弱的民生感受等一系列“不正常经济现象”。这也由此撑开了一个命题：擒拿通胀之虎也需仰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