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九一八事变全解,澳洲华人微信公众号文章

背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等为主要人物的军人秘密组织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挫败了日本的阴谋，保住了东北的安全，使中国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张学良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1930年江淮大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破坏，史称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离开原驻地，在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率领下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到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22时20分左右，以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奉天（沈阳的旧称）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奉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奉天特务机关，岛本正一中佐赶到报告时，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设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火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奉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但张学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经过反复研究，第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镇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奉军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第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 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中国官兵与敌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铁团长率领下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经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议的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日军攻陷辽宁、吉林主要城镇

9月18日，驻军在睡梦中惊醒，死300余人。驻军因长官正滞留于关内，闻变无法应付，奉命取不抵抗主义，日军遂占领北大营、东大营，以及兵工厂。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19日，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四平等地。

9月19日下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与会人士作出决定“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求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外交部随即电告“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国际盟约促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同日，中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代表施肇基向国际联盟报告日本侵占沈阳情况。

9月21日，蒋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1.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 2.维持东方平和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是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日本新闻记者谈话说：“据昨夜接到辽宁之报告，关于沈阳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对此不独无抵抗之能力，且又无交兵之理由，是以绝对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为，此种严命，余早已发出”。9月21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甘愿作汉奸，日军遂不费一弹，进入吉林省永吉，占领吉林全省。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9月22日，蒋中正于南京市党部：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间，辽宁、吉林两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纷向日军投降，在沈阳建立“政权”，仅荣臻率军退守锦县。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中正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

随后黑龙江哈尔滨等主要城镇以及锦州相继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东北军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发动北大营突围战，先撤锦州，再撤关内，东北军独立第12旅张廷枢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19旅孙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20旅常经武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东北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骑兵第4旅郭希鹘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9月19日发动长春突围战，战败被俘投日，东北军独立炮兵第8旅刘翰东奉令不抵抗撤锦州。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陆军总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计），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以如此大的兵力放弃中国东北令人惋惜。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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