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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2016年美国报税季正式在1月19日启动，媒体不断提醒民众尽早纳税。但是，想来大多数美国人会与往年一样，一拖再拖，一直拖到报税的最后期限。在《武力的历史》（AHistory of Force）一书里，历史学家恰尔斯·佩恩（Charles L. Payne）把国家征税描述为一件值得美国人好好想一想的“令人难堪的事实”。

佩恩提醒道，我们应该把“税”（taxes）与“征税”（taxation）加以区分。人们对“税”太高太多时有抱怨，但是很少有人会追究“征税”的问题。征税被视为维持文明社会的必须之举，虽然令人不快，但不征税就不能建医院办学校，就养不起军队和警察，就没有公路和铁路等等。征税已经被视为虽不如愿但绝对无法避免的事，正如富兰克林所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确定无疑，死亡和纳税”。佩恩提出征税的问题，不是建议将之废除，而是要我们看清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征税是政府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支持的常规取财方式”。武力和暴力是征税制度存在的条件，如果暴力是一件坏事，支持征税制度的暴力也就同样是一件坏事。

早在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学家科尔伯（Jean-BaptistColbert）提出了“鹅叫论”的征税观。科尔伯以勤勉、节俭闻名，对发展法国的制造业，把经济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出了大力。在他看来，财政是一种巧妙的手段（或所谓的“艺术”），要能“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科尔伯服务于一位专制君王，他的工作就是为国王敛财，竭尽所能地拔百姓之毛。百姓就是鹅，国王和他的国家就是拥有鹅群的主人(sovereign)。不要说是拔鹅毛，就算是要杀鹅、吃鹅、卖鹅，也一切都取决于主人的意志和利益。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科尔伯确实是一位办税的能臣，但恰恰是他的才能却让国王越来越挥霍无度，百姓越来越贫穷。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税收制度的积弊难改，最后终于因税收拔毛不公，鹅群痛苦不堪，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19世纪美国政治哲学家莱桑德·斯波纳（Lysander Spooner），曾提出一种有趣的国家-强盗类比，是关于人民用金钱交换政府保护的。他写道：“强盗只对他自己所冒的危险、所犯的罪行和所做的事情负责。他并不装作有权取走你的钱或是说‘取之于你、用之于你’。强盗承认自己是一个劫匪。他还没有厚颜无耻到自称是为了当‘保护人’才强取他人钱财的程度。……再说，强盗抢了你的钱财，便放你离去，你也希望他放你离去。他不会一路上死乞白赖地跟着你，说因为保护你，所以他便是你的‘主子’（sovereign）。”

斯波纳的讽刺调侃指向一个经常被刻意模糊的事实，国家征税是在行使一种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的权力，那是以暴力威慑为后盾的。佩恩认为，国家强行征税只宜当作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它暂时有用，但是，敏感的现代价值与古老统治术的苛刻暴力之间最终会出现冲突。在税收问题上也是这样。强制征收资金，用暴力来加以威胁，已经不符合现代价值观。从伦理上说，以暴力相威胁不符合我们对暴力的厌恶。从文化上说，它不符合人应当选择自己的目标和向往的原则。从政治上说，它违背政府应变得更善意、温和的要求。由于税收在现代社会和经济秩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所以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

把国家征税的暴力视为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还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拔鹅毛艺术”，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仅是不同的税收观，也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观念差别。看到征税是一种国家暴力，并不等于要求取消征税，这就像承认国家是暴力机器不等于要废除国家一样。历史学家的洞见不见得能改变美国的现实，但却能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活得更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