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时候，特拉维斯·雷杰纳(Travis Reginal)和贾斯廷·波特(Justin Porter)就成为了好朋友。在他们就读的威廉·默拉中学(William B. Murrah High School)，97%的学生是非洲裔美国人，67%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默拉中学并不是常春藤大学的生源输出地，极少有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申请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但波特却考上了哈佛大学(Harvard)，并且刚读完大一，而雷杰纳先生则在耶鲁大学(Yale)就读。下文是波特先生的经历自述。
正如那光亮的小册子所承诺的那样，从去年秋天步入哈佛校园的那一刻起，我便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富于启发的新世界。
我曾和拉里·塞默斯(Larry Summers)边吃比萨饼边讨论中国的崛起；还上过一门遗传学课程，教授是被《人物》(People)杂志评选为最性感的男人之一的凯文·埃根(Kevin Eggan)；也曾坐在第一排，听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发表关于指导和教导之间差异的惊人讲话。
不过，我的大一生活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不安的经历之一。
我出生在1500英里外的地方，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一个小公寓里长大。在我全部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有一个慈爱的父亲，但在我出生不久后，他与母亲取消了婚约。父亲是大巴司机，工作时间不固定，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看到他。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因此承受着母亲过于强势的爱护。作为一个欣赏过这个世界诸多美好的人，她却十分努力地保护我远离那些东西：电视、说唱音乐、甚至去街上和伙伴们玩篮球都不被允许。这使青少年时期的我略带忿恨，但我逐渐体会到她的巨大牺牲——每天下午陪我走去图书馆；打多份工以维持生计；讲故事给我听，直到夜深。
在中学最后一个学年前的夏天，当我宣布打算申请新英格兰的学校时，我注意到母亲温暖笑容里包裹着一丝犹豫。我假装没有看到，但却从未能忘记。我试图说出想要离开的理由——为了证明我有足够的才智，不愿走一条最简单的路，受困于青少年典型的找不到出口的感觉。可是，这样的话听上去肤浅且不知感恩。
尽管如此，我开始全力以赴进行大学申请，首先申请哈佛，还有大约十几个大学在准备中。我知道被哈佛录取的机会天平并没有向我倾斜，而且由于我们的资深顾问要负责几百个学生，学校也帮不上大忙。因此，我读了大量为大学入学申请做准备的书。我从中学到的一课是，“请允许我讲述我赢得的那场小镇比赛”这类平庸的文章会很快毁掉一份胜利在望的申请。我写了我注意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而且，我的老师们非常出色却太过辛苦，所以我提前几个月就与他们接触，微笑着请他们提供推荐函（已经放在贴好邮票的信封中）。
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是那种典型的优等生，连请大学顾问的钱都能省下来。但我参加了所有时间上允许的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共9门课——默拉中学一共提供了12门相关课程。我参加过州级和国家级科学竞赛。我有申请必需的领导能力：我是校报编辑，是全国优秀生协会(National Honor Society)分会的主席，和一些最好的朋友组建了一支辩论队，并且在业余时间为小学和初中孩子辅导数学和英语。
令我高兴的是，在我生日前三天，2011年12月15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那一晚，在收到许多恭喜短信和拥抱后，我坐在房间里，不可抑制地哭了起来。
我感觉在面前的两个世界里陷入了困境。一个似乎有着无限的机会——全额奖学金、职业发展和旅行机会。但我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母亲和我从未有过稳定的财务基础，而且这一点无法神奇地转变。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对她犹豫的眼神如此不安：当我们第一次被逐出自己家时，她用同样的眼神看过我。如果我离开了，母亲会怎样？当她在几周后被解雇时，我的恐惧成倍增加。
愧疚感不断侵蚀着我，在我的笑容背后，羞愧占据着我的脑海。在中学毕业前的最后几周里我极度焦虑——如果我离开，她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买吃的，没有安全的地方住，找不到关爱她的人去倾述。我决意推迟接受哈佛的录取。
但她什么都不听。“你被哈佛录取是我一生中最闪耀的成就之一，”她说，“如果眼睁睁地看你放弃它，我会不得安宁！”
我没有放弃。
今年早些时候，我读到一篇关于精英大学无法吸引到贫困生的文章：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一项研究显示，来自最低收入家庭的顶尖学生中，只有34%进入了全美238所录取最严苛的大学。
我不相信单靠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光亮的小册子就能扭转这一趋势。把我们和精英大学隔开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对进入一个不同环境的害怕，让至亲至爱独自承受加剧的经济压力的愧疚，想要工作养家糊口的冲动。我发现即使在做习题集的时候我也会分心，问自己在这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开始想：“那么，我是谁，竟然觉得自己属于哈佛，这个布什家族(Bushes)、肯尼迪家族(Kennedys)和罗姆尼家族(Romneys)成员的母校？也许我应该待在密西西比，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接着又产生了存在主义的问题：反复地评估我的梦想和潜在的动机（我是否真的想当一个博士？），甚至考虑困住我的这个有问题的社会经济结构。（哈佛的学生通常在大一暑假里去国外。我放弃了在希腊的实习，虽然是带薪实习，但我无法承担出国费用。）这一切的思考有什么意义？
在今年的经历中，我的一些改变是从未预料到的。当我看到同龄人（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科学天才、音乐大师和数学奇才）在各自的领域为了卓越而谦逊地奋斗，我感到备受鼓舞，认为自己尚欠火候，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觉得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母亲让我离家求学。哈佛促使我成长，使我坦然地观察这个世界，审视自己。
毋庸说，我不会用这段经历交换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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