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仍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一名在湖南农村长大、上大学才第一次进城的中国小伙儿，5月26日，站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上，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补充自己的观点，“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个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给孩子带礼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活儿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的，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亲。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
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城里。在宁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学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读到不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为自己有些“一根筋”。这一点，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识和技术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泛地传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附：何江演讲全文 想当初，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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