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十几岁的我跟随我的父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当时人们对中国漠不关心。即使在西雅图的华人中，我们也排在出生于美国的华人以及台湾人后面，被当作三等公民。
我们没有专业技能，没有钱，也没有人脉，但是我们还可以出卖自己的体力。我的父母在中国时，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外语能力为零，也没有商业意识。所以，千万别说我在商业方面本来就领先于其他人。
在这个新的资本社会，我的父母毫无用处，对钱也没有概念。在50多岁的年纪，他们不得不从底层做起，去当管家和门卫。所以，真的，我想对所有那些抱怨社会顶层的1%只是占尽了优势的人轻轻说一句：“去你的。”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四肢尚且健全，并且时刻准备为生活战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的西夫韦超市，因为在这之前，麦当劳以我英语极差为由拒绝了我。那年我16岁。我拼命工作，总是盼望着周末、假期以及其它任何可能的加班机会以求赚更多的钱。我骑自行车上班，无论狂风暴雨（西雅图像疯了一般不停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有时候我直到凌晨两点才能回到家，而且还有作业要完成。
我在两年之内马不停蹄地学完了高中四年的课程，这样，我才能和同龄人一起毕业（我所在的美国高中不接受中国的学分）。我不想到了20岁还待在高中，所以我要完成额外的课程。
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还同时打着三份工。我在附近的7-11便利店兼职店员，在呼叫中心接受电话的狂轰滥炸，参与焦点小组讨论，还卖血给当地的血库。能赚外快的方法我差不多都试过。
所以，你们当中有人抱怨为了勉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加班、兼职，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意思，但是我不会同情你们，因为一直以来我不断告诉自己，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如果我努力工作，我绝对不可能走不出这个地狱。
在西夫韦做了两年店员之后，我搬出了父母的房子。因为我有了第一个女朋友，而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那年我18岁，考虑到未来必须挣更多钱支持自己的生活，还要存钱上大学，我便想找一份高中生能做的、工资多的工作，什么样的都行。而时薪超过5.25美元的唯一一份工作就是销售。
和其他很多男人一样，我喜欢小玩意儿。我对照相机很着迷。在中国，在贫困中长大意味着几乎没人有相机。玩相机是个很奢侈的爱好。我会在贝尔维尤的相机店闲逛，这样我就能摆弄其中一些令人惊奇的小机器。让我惊讶的是，许多店员对他们销售的设备的了解远不如我。
我意识到也许我能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于是便向经理提出想要一份销售的工作。但是没人愿意雇我，因为我的英语还是不够好，当然，我也没有任何的销售经验。这简直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知道我必须得积攒一点销售经验。
我看到主营厨房用刀、成套刀具以及厨房用器皿的Cutco公司发了招工传单，上面说一小时能挣9美元。结果，这原来就是挨家挨户去推销。我毫无畏惧，买了第一套刀具就开始我的销售工作。
我找到一本通讯录，上面有居住在西雅图为波音公司工作的所有华人工程师的电话，便开始逐个打电话。我编了个故事，告诉他们向他们展示刀具是学校的市场营销项目，并当作他们都知道我那个同在波音公司的叔叔。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高中生没有什么别的目的，有些人可能还对我叔叔的名字有模糊印象，极少有人拒绝我上门详谈的请求。
这个经历让我懂得，如果你不主动要求，你将什么都得不到。我甚至让我叔叔载我到某些“朋友”家门口，让我展示我要卖的东西。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买，但是买的那几个人直至今日还会提醒我那些刀具有多棒。
那年夏天有了这份销售经历之后，我把它写到了我的简历上，拿下了当地相机店的销售工作。但是这一份工作也来之不易。店里要求我必须免费工作一个月才能正式入职。我告诉经理如果我到月底没有完成他预期的销售量，我就走人。
后来我从Cameras West(现在关门了)到Silos（也停业了）再到Video Only（别想多了,只是卖录像带的），不管在哪里做销售，我基本上都是业绩最好的，因为我花了所有业余时间去了解我卖的东西。不上班的时候，我会去其他卖电子产品的店看看他们的产品，在他们的销售人员身边逗留，“偷师”他们的推销方法。
我也会在Tower Books的杂志上看产品评论。我只是想比别人更了解我所做的事。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不到两年，原来时薪5.25美元的我年收入超过了4万美元。那一年我20岁。
在Video Only工作让我初尝娱乐业的甜头。 Peter Edwards,也就是Video Only的老板，为销售人员建立了一套基于销售利润的抽成系统。我们会拿到一张列着出售商品的“成本”和店里售价的单子，销售人员有权在这两个价格的范围内决定最后的售价。到了月底，谁的总销售量中利润值越高，谁就能得到最高的抽成。
我喜欢这种自由，它教会我如何在手忙脚乱中做好生意。以后我要在我的员工身上效仿此法。
也是在这时，我开始对商业和金融特别感兴趣。我把我绝大多数的“娱乐资金”都花在了买书上。我从不参加派对，尽可能省下足够多的钱买了第一套房子，这样我就不用再每月付房租了。
21岁时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套公寓。我在零售业做了这么久销售，而且做得还很不错，这让我发现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年纪都大我一轮了，业绩却远不如我。想到余生都在卖场度过，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计划未来。如果我将来还是做销售，唯一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方法就是出售价值更大的商品或是更快地出售商品。
这时候，股票经纪人或房产代理人的工作吸引了我。我拿到了房产代理人的执照但是发现这份工作节奏很慢，而且很无趣。所以现在就剩下股票债券的销售了。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又没有人脉（就是那些有钱的，可以马上带到公司的家人朋友），大多数招聘经理没有想招我的意思，更别提我大学还没毕业这件事了。
我一直给各种潜在的雇主打电话，对各家经济行在当地的经理人死缠烂打。西雅图的交易所在时间上会比纽约滞后3个小时，这也意味着大多数经纪人6点就会开始上班。所以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到经纪人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等着，希望更有可能碰到他们的决策者。
就这样一天一天，三个多月过去了。终于，天道酬勤。我最终被保诚集团的Paul Wonnacott雇佣，在西雅图分公司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碰见了社会上最富有的1%的人。尽管股票交易事实上就是销售，我也尽可能学习、吸收一切知识，包括金融、会计、交易结构、年度报告、调查报告，我对这些一窍不通，但我仍坚持学习。
我不断地阅读，也开始对股票交易的技术分析感兴趣。早期的彭博机成了我最好的伙伴，我简直不敢相信从这个橙色的屏幕里我能找到那么多信息。几年后，我有了6位数的存款，或者，用90年代早期的标准来看，我已经跻身于社会最富有的那1%了。
我为我的工作自豪，同时又恨着这份工作。我讨厌卖那些有一堆手续费的产品或是推销我们“知道”公司会获得既定利益的股票，这些令我觉得矛盾不已。说到底，这份工作只不过是销售，而不是真正了解交易与投资。因此我想辞了这份工作，去寻找生活的真义。
时间到了1996年，我新近结婚且对工作彻底厌倦了。我发现在线经纪人的市场生机勃勃。委托人买卖微软100股股票的这种生意，我会收取110美元的费用；而在线经纪人每笔交易只收取20美元。考虑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传统的经纪人是不会有出路的。而且，每笔交易20美元，这比经纪行给员工每笔交易50美元的优惠价还低。最后，我看准了离开的时机，开始自己做股票交易。
96年的晚春，我辞职了。但我所拥有的只是做交易的两万流动现金。最初的6个月就是一场灾难，我在诸如Ascend,Shiva和其它许多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技术股上几乎损失了所有钱。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我问自己在这件事上是不是认真的。
为了继续做交易走出这个困境，我需要更多的资金，于是透支了所有信用卡获得现金垫款。幸运的是，市场转势了，我收回了损失。所有的努力过后，我有了5万美元的交易成本。但我知道得有个计划才能成功。我设定了每年至少赚10万美元的目标来证明我做的事情是可行的，这也就意味着我当时的5万美元股票一年内至少要翻两番。这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的。
经过了一些计算和对过去错误的反思，我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如果股票没有经历大幅下跌，一年内想翻倍或是赚三倍的钱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股票太不稳定。不过有许多股票每天上下许多个百分点，如果我能抓住他们的一部分动向，我就可以当天出售。
每年有200多个交易日，10万美元除以200天等于500美元，或者说，我的5万美元股票每天差不多要有1%的收益。这完全行得通，关键是要控制损失。对了解股票交易的人来说，这就是当日交易的精髓。我一直奉行。到了1996年年底，我赚了10万多美元，目标达成。
一年之后我赚到了50多万美元并越赚越多。没错，我又回到了最富有的那1%的人当中。但是事情到这里就不对劲了。由于当天交易只需要花费早晨的几个小时（西雅图的时间比纽约证券交易所滞后3个小时），其它时间，由于无聊，我开始购物。我买了好几辆车和几套房子，花钱如流水。
没多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购置物的奴隶。那是我每月固定花费达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作为一个每天都是新开始的交易者，我开始觉得我必须赚一定数额的钱才能维持收支平衡。我那时甚至还没有30岁。
我的情绪不再高昂，我对自己很生气，于是把别人当作出气筒。我当时就是个脾气暴躁的混蛋，因为我眼里只有自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开心。反观过去，我想可能是因为，钱并不能让我开心，尽管我达到了目标，得到的却只是内心的虚无感。
为了给奢侈生活买单，我必须想办法扩大交易金额。因此我回到了我讨厌的工作岗位，其实就是为了对冲基金跟在有钱人屁股后面。我并不擅长社交（当你明显是个混蛋的时候，社交确实很难），所以基金最开始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千万美元，其中一大部分还是我自己投进去的。在几个合伙人喋喋不休的唠叨中，我勉强进行着交易工作。我讨厌这样。我感觉自己时时刻刻都受到监视。交易进行得并不理想。
我没法再做以前熟悉的那种交易，回报总是滞后，我开始觉得很压抑。我抑郁了几年，一直待在家里上网，其他什么也不干。我的婚姻也受到了冲击。我责备自己的妻子和她的家人总是贪婪地想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即使儿子的到来也无法令我振作起来。
看到我的基金表现不佳，投资者们纷纷抽身。这逼得我不计后果，孤注一掷。我放弃了风险管理这个金科玉律，一笔笔交易全凭运气。到了2003年，我破产了，所有的资金都挥霍一空，而且还被好几套房子以及其他债务围困着。我告诉妻子这个消息之后，她整日以泪洗面。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甚至连自杀都想过。
回望过去，那段日子很灰暗。我很孤独，没有人可以谈心。长久以来我封闭自我疏远别人，现在我也只能自己收拾残局。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害怕被邻居撞见，快速打包好行李，从“公馆”中搬出来，住进比它小得多的租住房。我觉得又耻辱又绝望。那个公馆还有贷款没还完，我只能眼睁睁让银行没收了它。接下来几年我不得不学着躲避讨债人的电话。
我最终醒悟，躲躲藏藏、自怜自哀完全无济于事，我必须振作起来，做点有建设性的工作。直到那时，我们家仅依靠我妻子的收入维持。年收入百万美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的只是7万美元。所有的名车、大手大脚地花钱和假期也都不复存在了。我的精神状态重新变得稳定。是时候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了。2004年我加入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做销售主管，毕竟，我还是可以做销售的。
这家创业公司没有真正地募集资金。注册金是创立者投入的，不足五万美元。我加入公司时，只剩下两个创立者。因为没有收入，所以公司实际上没有顾客。
我们在西雅图南部South center工业区的一个仓库里工作，这里其实还不如车库。卡车进进出出带来的持续噪音让打电话都显得很困难。当顾客或是潜在顾客问那是什么噪音，我会开玩笑地告诉他们，我们的生意发展得很快，所以他们能清楚地听到卸货的各种声音。
我设计了一个方案使我们能尽可能创收。我四处进行电话销售，几乎每个月都到中国和供应商以及合伙人处理生意。因为公司只有三个人，我一个人揽下了销售、商业发展、会计、金融以及营销的工作。第一年，我们的业绩达到了50万美元，第二年达到了两百万。这次，由于是我制定了公司的计划和方向，带来了销售业绩，我当上了CEO。2007年公司业绩达到三百万，
我们觉得应该可以募集风投资金了。不幸的是，在西雅图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三个和其它20多岁的创业者比起来老多了，我们中没人学过计算机科学，而作为CEO的我，恰恰是最乏善可陈的，不过是个在技术界没有任何经验的大学肄业生。除了营业额之外，他们没有投资我们公司的理由。
西雅图的风险投资人来的时候非常冷淡，不过他们确实指出了我们生意中的问题。那时他们反复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占有什么特别的竞争优势。我不能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保护产权，不过即使我们有，这也不是重点。事后想想，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全心投入了。
这次募款，我受到了深深的污辱。我们得向天使投资人展示我们的公司，而有时他们不过是因为幸运成为了诸如微软、谷歌这些成功公司的早期员工，或是公司里退休的有钱主管、医生等等。大多数人一生中从未创过业，却自恃有资格傲慢。
有一个投资小组叫做Zino社区，我们展示的时候，他们像社会俱乐部聚会一样吃吃喝喝。我觉得自己像极了在舞台上作廉价表演的。我发誓，如果我可以让公司真正壮大，我会尽一切可能改变他们对待创业者的态度。现在可不是霸主掌权的中世纪社会了！
我们募集资金是为了想办法脱离旧的商业模式，也就是研发科技卖给原始设备生产商（基本上是有自己品牌和产品的公司）。我们的顾客会对我们研发的科技进行包装然后以他们的名义出售。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每卖出一件产品，会拿到50到60美元，结果，终端买家实际上要支付一千到一万美元。我们感觉到旧的商业模式将会走入死局，必须与时俱进。所以尽管没有募集到风投资金，我们在2008年还是决定转型。这意味着要完善产品剩余的特点，然后直接推销给终端客户。
用行话说，就是我们想爬上价值链的顶端。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和销售收入在五千万到一亿的公司竞争，而是和收入为十亿美元的大公司竞争。这要求我们创造出完整的一套产品，结合企业级硬件设施，并负责产品配置、服务与支持。要是我去说服投资者，说这样一家不起眼、没经验甚至没有腰缠万贯的老主顾人脉的小公司在拼命完成转型，那我绝对是疯了。
我们的时机简直糟透了。放下一年300万美金的生意，试图用少的可怜的资金创业几乎只是美好的想象。我们还需要给十几个员工开工资，创始人和我从没领过工资，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些现钱重新投入到生意中。那段时间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我的婚姻几乎走到了尽头，五年没往家里拿一分钱彻底地改变了我在家中的地位，我不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
2009年的时候，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我没有收入，新旧生意的承接不尽人意，新生意的进款无法抵消之前生意的亏损。市场经济停滞不前。如果说在重重压力下必须要妥协什么的话，毫无疑问，那就是我自己。
我离婚了，并且解雇了大部分员工。财产分割之后银行账户里只剩下2万美金，可我还要付给员工工资。我还被自己原来的家赶出了家门，但我不想把钱花在房租上，于是我带着气垫床搬进了公司的清洁间。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们交不上办公室租金，被供应商中断了合作，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我又一次跌到谷底：破产，无家可归。
后来，我6岁的儿子来办公室看我。他非常清楚他的爸爸住在公司清洁室里，但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羞耻或尴尬，好像他知道我一定能摆脱这样的处境。看到儿子这样的反应，我如何能不受到激励呢？当然了，我们除了在这里寻点儿乐子之外也做不了什么了，于是我们像两个傻瓜一样在气垫床上蹦来蹦去。
当人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只有一点个人用品的时候，他/她会意识到其实物质并没那么重要。我感觉自己变回了一个孩子，头脑清晰简单。
我的员工知道我住在清洁室里，但没人谈论这个，生活和生意还是继续着。虽说整个经济体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每一天，我都会告诉大家，坚持住。在商场中，能生存下来就是成功。为了“不死”我们要尽全力去做我们能做到的任何事。
很明显，那段时间我处于生活和事业都非常严峻的境地，但有意思的是我并不难过也不生气，事实上我感觉这非常戏剧性。我总是向别人吹，我出生时一无所有，所以也不害怕再失去什么了，因为我也没什么可失去了。
我说的话成真的了，然后呢？我知道我不能久住在清洁室里，这违反建筑规范。我在健身房的会员卡（我每天洗澡在那儿洗澡）也要到期了，因为我前妻在那儿工作，我用的是家属卡。我被迫重操旧业:股票。
我知道用2万去炒股挺讽刺的，但我还是那么做了。那是2009年，股市震荡。对于短线投机者，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我还是需要非常小心，因为那时隔夜风险极高。幸运的是，我还记得着我之前炒股时候的技巧,，很快我就赚到足够的钱来开工资，这样就可以留住核心员工了。
我和房东，银行以及供应商重新谈判，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凭着直觉，我知道很多对手会被这50多年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击倒。我们只需要“活着”。我要做我能做的一切，只为了“活着”。
那段时间我帮助了一个对手公司的技术支持，就叫他Joe吧。Joe那时失业了，他的房子被取消了抵押赎回权，他们有着3个青少年的五口之家不得不搬去和祖父母同住。在他财务落魄后，我在他身上嗅到了那种对成功炽热的渴望，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我给了他一份销售的工作，而不是技术支持。通过Joe的关系,我们成功地把他老东家的客户挖过来了几个。
2010年的早些时候，我搬出了公司的清洁室，把2万美金的股票变成了25万。这给了公司更多可以呼吸的空间。我们用最新的核心产品成功地钓了第一位大客户。这个公司家喻户晓，业务遍及全球。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只有6个人的小公司如何服务他们？我用了帮助我得到我第一份销售工作的手法，也就是提供他们通常在试用期间很难得到的免费服务。
我们将我们的程序和他们之前使用的程序合并，添加了软件层，使得操作更简单，还有可扩展的工作流，这为客户省了一大笔钱。这花费了我们几个月的辛勤工作，但我们完成了规模几乎是我们的100倍的竞争对手也无法完成的事。
为了服务和支持那位客户，我们外包了发布和安装部分，不过我们掌控了整个逻辑进程，这可以保证他们有更好的客户体验。更进一步，我们写了整个一整套管理程序来监控他们的操作并检查我们的产品质量，以保证所有的失误和漏洞都立即汇报到我们这里，这样我们可以抢在顾客意识到问题之前修复。关键是，这可以保障顾客始终和我们的产品有着最好的互动。那年我们年底有了100万美金营收。
有了雇佣Joe的成功经历，我想让公司里充满像Joe和我这样的员工——处在弱势，不被人看好，却渴望成功的人。公司里一半的人是开发人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俄罗斯、罗马尼亚、印度、中国、拉托维亚、德国、意大利等等。
有些员工没有专业计算机背景，用非传统的方法学习。他们中有地理专业的，数学专业的，甚至还有一个以前是渔夫。销售和支持人员一样多元，大多数没有高等教育文凭，有些甚至有严重的家庭问题和失败的个人经历。但他们都知道我们在一起，这个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团队把事业推到了我想象不到的新高度。
四年之后，市场经济复苏，我也缓过来了。公司在过去的12个月里销售业绩达到2000万美金，明年，我们要向5000万迈进。大部分的功劳都要归于那个从技术支持转行做销售的Joe。2010年Joe的年薪是4万美金，去年是75万，明年他能从他的提成中挣到300万以上。
2015年的早些时候，Joe解决了所有的债务问题，用现款在西雅图的郊外买了一个上好的养马场（但还是没人给他贷款）。他买房子的那一天，我们拿着他买房子的支票坐在公司里的会议室里，互相看着对方，几乎快哭出来了。我们都懂得我们一起经历的坎坷。会有一天，Joe会在Quora上讲他自己的故事。
总盈余80%的利润差现在银行账户里有很多现钱，我给自己开了100万美元的工资。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生意在私募市场里估值是2到3倍的价格，大概是100-150万美元。基于我们的订单，我确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能做到3亿，所以10亿对我们而言是完全可能的数字。现在说我稳当地回到了1%也是算是可信的，我希望这次我能留在这个行列里。
我知道我写得糟糕冗长，但这都是我自己的起起落落。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对生活多一份宽容，多一份韧性，没有那么多天生的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