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澳大利亚的学校应该强制教授中文

2016年11月25日 澳大利亚大华时代



当我们所有人都摒息以待亚洲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入驻白宫的前景做出如何反应时,我们需要谨慎地反思澳大利亚如何能够充分地参与到亚洲纪元。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由阿伯特(Abbott)政府发表的一项新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直接将澳大利亚的专业知识和激增的中国中产阶级联系起来,并且该协议会与我们的孩子们的就业机会息息相关。

 

当下,亚洲语言学习至关重要。但是,粗略的来看,12年级参与中文学习的数据暴露了我们教育的失败。


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州,2005年,有大约1500名学生在上中文课;而到了2015年,仅有832名学习中文的学生。更糟糕的是,这当中只有153人的母语不是中文。而更多的学生则在学习拉丁文。


同样的情况已在全国上演:在2015年,全国只有4000名12年级学生学习中文,其中不超过400人来自非中文家庭背景。


很明显,我们教育系统中的监护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在传授下一代必要的技能上,还是在抓住我们眼前的商机和文化机遇上做的都远远不够。


我们的孩子需要接受强制性的亚洲语言和文化学习,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学到12年级,甚至是学到12年级以后。


前任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在1987年发起他的计划时也面临此种情况,在近期公布的内阁文件中,霍克的计划是“一致回应澳大利亚语言教育的危机。”


霍克的政策后来演变成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全澳学院亚洲语言和研究战略(NALSAS),该战略诞生自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的讨论中,能够确保一个全国统一的方案。




在霍克政府撤掉资金之前,这个温和的政策仅仅执行了8年,甚至不足以维持到第一批学生毕业。即使继任的陆克文(Kevin Rudd)、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还有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表达了诚挚的热情,甚至承认了这种情况是“骤然下降”,并表示将会力挽狂澜。但是所有之后的政策都没能有期待中的影响。


现在,改革的接力棒已经传给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手中。在他担任公职的任期间,他已经表示出对这个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挑战的理解,并做出承诺会采取行动。




特恩布尔还是反对党的前座议员时,在2012年的一项政策说明中他明确地指出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很多学习中文的学生在与班级中来自中国家庭的孩子竞争时,都要经历一个沮丧的过程。”


这远远超出学习普通话时遇到的声调的挑战,特恩布尔担忧非中文母语的学生必须挣扎着与中文母语的学生竞争。数据能够反映这些问题,有大约94%的非中文母语的学生在10年级时放弃了这门语言。


证据表明,这项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追寻的巨大变革已经超脱实际,那么至少我们要在拓宽提供中文语言服务上达到国家领先水平,为中文母语和非中文母语的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选择


目前,各州都在如期开展活动,毕竟有太多怀抱兴趣和动力的非母语学生跌落课程中的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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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有一些好转的迹象。一个线上外语项目于2015年已入驻41所学前学校,今年会入驻将近300所学校,并且在2017年将会覆盖至全国,这归功于5月份分配的600万澳币的预算。除了政府提供资金,还有其它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据说,该项目中已有32%的学前班学生选择学习中文。


很多学校本身也在尽力确保提供从学前班到12年级,全面的普通话学习课程,并且鼓励学生们10年级之后甚至升入高中后仍选择该课程。这当中的一部分学校已经在中国建立了校区,提供给学生们深入学习中文、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机会。




这些是例外而不是规定,但是其它的国家并不会无所事事的坐在一旁,等着我们一起行动。尽管有特朗普,美国仍正在推行一个计划,目标是截止2020年,美国学习普通话的儿童的数量要从20万增长到100万。


正如1987年内阁文件重点指出的那样,“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联系太过紧密,所以不能让语言作为被遗忘的课程而衰退。”




如同总理所认定的那样,在全国一致的基础上,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学习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不仅仅会成为一种常识,它也会为全国课纲做出巨大贡献,并且会给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成为亚洲纪元一份子的机会。



内容来源:TH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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