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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绝大多数居民住在沿海地区,雨量充沛。我们不难发现新移民在刻画澳大利亚干旱状况时的一个特点：所谓“干旱”，其参照的是农业干旱的标准，更确切地说，是英国农业的标准。
澳大利亚气候分布图
如果站在悉尼或者墨尔本的大街上,随机采访十位澳大利亚人对于当地气候特质的认识,十之八九他会告诉你:我们太干旱了。大学校园里知识阶层对于水资源也有类似的焦虑,比如墨尔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开设的环境监测这门课上,每年教授都会和学生讨论墨尔本市区的降雨量,并且要求学生建模预测降雨趋势。展开地图,这块大陆跨两个气候带,北部属于热带气候,南部属于温带气候,内陆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干旱少雨。但是,澳大利亚绝大多数居民住在沿海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呈现明显的海洋性特征。那么,这些久居沿海,甚至从未到过内陆的澳大利亚人对于干旱的焦虑感是如何产生的?
新移民“干旱”体验从何而来？
英国人最初在悉尼的植物湾登陆。新移民对环境的判断标准是希波克拉底式的,认为登岸附近的森林地区是不洁的,散发着瘴气,但是绝对不干旱。第一任殖民地长官菲利普船长在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感觉,闷热的空气中仿佛可以闻到雨、泥土、桉树的味道。”植物湾的气候和英国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征:日照强烈,降雨丰富。悉尼平均年降雨量是伦敦的两倍多,而伦敦每年的降雨天数要超过悉尼;悉尼阳光充沛,伦敦温润多云。英国的气候相对稳定,降雨、温度等具有可预测性;而澳大利亚许多地方堪称“一天四季”（默默吐槽的小编：比如傲娇的墨尔本）。
而且悉尼地区遍布砂岩。经过千万年的风化,在原来比较贫瘠且穿透性很高的土层上形成了一层新的很薄的土层。砂岩本身具有很高的穿透性,雨水很容易渗透到岩石层,然后流失。在完全迥异的气候条件下,来自欧洲大陆的农民几乎无法判断播种、收成的时机,这是最开始蔬菜和粮食种植经常歉收的重要原因,很多农场因此陆续被放弃。在此过程中,移民们对“干旱”有了深刻的体验。菲利普船长曾带领部队驾着两艘小艇到附近的那布罗肯湾,并对那里的河流状况进行彻底探查。菲利普在日记中讲述这片土地及其周边的情况时第一次使用了“干旱”这个词。实际上,仅仅从菲利普船长的描绘中,我们并不能看出澳大利亚是多么的干旱,至少这种干旱并不是绝对的,和欧洲相比,澳大利亚沿海的许多地方降雨甚至是丰富的。
但问题是大部分英国人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悲观者看到了澳大利亚的诡异,因为它和熟识的情况迥异,所谓土地不富饶,水资源不充分也是英国农学、地理学意义上的;乐观者看到了希望,认为可以将不熟悉改造成熟悉。菲利普船长的日记就清晰地透露出了这种想法,他企图采用欧洲的方式解决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垦和水资源供应问题。也就是说,移民们既往的知识经验影响了移民对于干旱的体验,这一点在河流探险阶段更加凸显。
“澳大利亚的圣劳伦斯”真的存在吗
根据当时欧洲的地理学经验以及欧洲人在北美、非洲的殖民实践,他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境内应该存在一条大型的河流。
这幅地图绘制于19世纪初期,作者是威廉-赫威尔。它的外部轮廓和现在的澳大利亚基本相似,但是对于澳大利亚内陆却有一番让人浮想联翩的描绘。地图的标题开宗明义,展示了“澳大利亚可能存在的大河”。这条河从大山的缝隙中蜿蜒出来,然后横穿整个大陆,在地图的左上角汇入印度洋。它的一条支流出自于中部某个想象中的大型湖泊,其它水源来自东部沿海的大分水岭。
这张地图实际上反映了长久以来欧洲人对于澳大利亚内陆地理的知识积累以及可能性的猜测。它并非是威廉姆-赫威尔个人的想象。整个19世纪20年代一直有人在不断地寻找西北方向的河流和探险家预测的内海——“圣劳伦斯”。
然而,十年间的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河流的河口,却没有找到这条猜想中的大河。此后,著名探险家查尔斯-斯图尔特在探险过程中意识到澳大利亚的地势像个浅浅的碟子,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海拔都要低于沿海高地。一条横贯大陆的河流是不可能存在的。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内陆考察的推进,有关澳大利亚的气候、地理学知识也在不断积累,英国人越来越确信澳大利亚的内陆并不存在大河或者海洋。就此澳大利亚内陆腹地河流的谜底基本解开。斯图尔特和另一位探险家米歇尔分别于1834年和1838年发表探险失败的官方报告。最终,新出版的一张新南威尔士地图上将拉克伦河和马兰比季河之间的地区标成了沙漠。
来自欧洲大陆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基于原有的经验和知识,不断深入探索澳大利亚内陆地貌气候,这实际上是摆脱盲目与朦胧的判断,建立起对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全新的地理学解释的过程。基于在英国其他殖民地以及美国新大陆的探险、生活经验,他们在推测澳大利亚内陆可能存在横贯平原的河流时,他们比拟的是尼日尔河、密西西比河存在的条件,而那些可能存在的河流也被冠以“澳大利亚的圣劳伦斯”、“澳大利亚的恒河三角洲”这样的名称。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最终探险结果完全背离,这加剧了移民心中的落差,他们对于干旱的焦虑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下,来自欧洲大陆的科学知识进一步将“干旱说”系统化并作为常识确立下来,用以解释这种异于既往经验和逻辑的现象。
殖民地的“公地悲剧”造成水资源紧张
从殖民时代开始,定居行为引起的气候变化、资源消耗进一步造成水资源的短缺,加剧移民对干旱的畏惧。
登陆后不久,随着冬天的到来,临时搭建的帐篷不再能够满足需求,囚犯和殖民者开始建造比较结实的房屋,用的是当地的木材。悉尼当地有类似冷杉一类的成材高大的树种,这是极好的木板取材,在短时间内,区域内的树就被砍伐殆尽。1791年后,搭盖房屋已经需要从外地运输木材。不仅如此,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大量的木材作为燃料,此后随着皮革制造、酿酒业的发展,燃料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森林、灌木的砍伐。大量地表植被短时间内迅速消失,引发土壤侵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地的降雨量。
从移民开始定居起,水源的污染问题也随之显现。洗澡、洗衣、做饭的污水、牲畜的排泄都排入河流。殖民当局不得不规定,禁止居民在水道中清洗鱼类,将牲口的粪便排入河流。为了减轻悉尼湾的压力,菲利普甚至将部分囚犯和军官分派到位于诺福克岛上一个边远的居民点。尽管有种种保护的措施,但是悉尼湾的定居者对河流的污染一直没有停止,很快海边的沙滩上已经满是垃圾和污物。为了保护悉尼附近的饮用水源,菲利普管理时期曾在河岸两边建立 50英尺宽的绿色防护带,禁止这一地带的移民砍伐树木,蓄养动物,或者私建房屋。
菲利普离任后,朗姆酒军团开始掌权——1790年代开始,殖民地驻地军团内部形成了以进口和零售烈性朗姆酒牟利的利益组织。这个团体被戏谑为朗姆酒军团。作为殖民地管理者的军官忙于从事暴利的酒生意,他们每天利用手中的权力贱买贵卖,聚敛财富,根本无暇管理日常事务。这使得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自第二殖民地长官麦考瑞上任起,朗姆酒军团和殖民地官员的矛盾使得内部权力斗争愈发激烈,这加剧了殖民地的公共管理恶化。此间朗姆酒军团赶走了两任长官,囚禁了一位长官,殖民地数度群龙无首,悉尼附近的水道、河流基本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于是发生了水资源的“公地悲剧”。
种种状况使得悉尼的供水面临很大的危机。居民越来越多地依赖水井,对较富裕的家庭来说,最好的选择是花钱购买附近河谷和泻湖用马车运出来的水,因此送水车的生意变得格外好。卖水的小贩从拉克伦河取水,每桶水可以卖到6便士。这个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相当于囚犯劳动一天的工钱,用它可以买到1磅肉。由此可见当时殖民地饮用水的紧张。
“寂静的大陆”,其实不乏生机
如果说殖民时代前的非洲是“黑暗的大陆”,那么殖民时代的澳大利亚就是“寂静的大陆”。欧洲人将寂静、不文明、干旱联系在一起,描绘出了一个由于干旱缺水而落后的,自然禀赋极差的澳大利亚大陆,只有欧洲人的耕种和定居才能给澳大利亚带来文明和繁荣。近代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教育学家T.W.弗里曼在书中写道:“1830年,也就是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的那一年,澳大利亚是世界地图上最后一片空白区域,等待着被填充。”
欧洲人也提出让环境变得更好的方案:他们认为从人与自然联系的角度来讲,定居会改变恶劣的气候条件,不仅如此,定居还将带来进步与繁荣。当时的大牧场主乔治？朗肯就有这样的想法:“定居会带来更多的草场和水源,牧草会更加稠密,干涸的小河会填满,沼泽会变成泻湖”。总之普遍的观点是,只要开展农业生产和定居,干旱问题就能被解决,繁荣也会接踵而至,而且会一劳永逸,再也不会出现干旱问题。
在这个阶段,殖民地出现大量的文学作品来歌颂那些参加内陆探险的人,他们也因此被喻为英雄。有一个著名事件:名为伯克和威廉的两个年轻探险家于19世纪中期从墨尔本穿越到北部内陆,最后死于库克湾附近的土著居住地。通常的说法是,伯克和威廉因为干旱死在沙漠中的,其死亡地点库伯湾也被描述成生存条件恶劣的荒芜旷野。墨尔本殖民当局极力将这次远行描述成一次卓越的探险,事后墨尔本市民举行大型的追思会来祭奠这两位英雄。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莎拉？玛格乔伊的研究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伯克和威廉穿越澳大利亚时正值难得的湿润季节,他们没能顺利到达库伯湾营地的原因不是缺水,而是因为雨太大——困住他们的不是沙漠,而是沼泽。同时莎拉？玛格乔伊的研究还改变了库伯湾安静而干旱的固有印象。她在书中写道:“炎热的风穿过库伯湾,空气中是各种鹦鹉的叫声。库伯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安静地方。”但是这样的气候特征并不符合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干旱”特质的塑造,因此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干旱说”对两位探险家的探索过程和死亡原因进行了戏剧性地改写。
澳大利亚是如何“被干旱”的
澳大利亚是如何“被干旱”的?毫无疑问,其本身的环境、气候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新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是要进行垦殖殖民,无论是东南沿岸的观察实验还是内陆地区的河流探险都并不是单纯的科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新移民在刻画澳大利亚干旱状况时的一个特点:所谓“干旱”,其参照的是农业干旱的标准,更确切地说,是英国农业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作为被考察的对象,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在殖民过程中迅速变化,主要表现为移民对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地区生态的破坏。“干旱说”的论断实际上掩饰了殖民者造成的环境恶化。
另一方面,跟随移民舰队一起登陆澳大利亚的探险家、地理学家、记者与殖民地委派的科学官员一起很快占据了澳大利亚科学界、知识界的主导地位,这群人成为掌握科学话语权的少数团体,控制着殖民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探险的过程和由此得出的最终结论也以这部分人的游记、探险日记、报刊杂志的系列报道、官方发表的探险报告等形式公布于众。这些文字作品都倾向于将澳大利亚的气候认定为干旱。澳大利亚的“干旱”随着上述报道的发表和书刊的出版广泛传播,这些殖民地的专家和官员通过掌握话语权控制了境内的知识分类和具体叙述,平民则成为听众。随着“干旱说”的反复传播,其话语力量不断得到强化,最终成为不可辩驳的常识。
上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学者B.R.戴维森的著作《澳大利亚:潮湿还是干旱》的出版引发了农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学者们激烈的论战。此后尽管“干旱说”备受质疑,澳大利亚人对于干旱的敏感度却未因此降低。2003年,地理学家J.威廉姆斯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揶揄:在世界所有的气候区中,干旱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但在澳大利亚,干旱一直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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