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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大早我就被一阵施工的噪音吵醒,拉开窗帘一看,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黑人小伙正叼着烟,开着挖掘机,在房子四周的草地上“开膛破肚”。
我问Tony:“这是闹哪样?”Tony支支吾吾:“我在给房子装ADT(全球最大的家庭电子报警监控服务商),那伙计正在挖沟埋电缆。”
Tony,澳洲农民一个(农场主),52岁,在澳洲中部的贫瘠地区经营着一个12平方公里的中型农场。他总在我面前炫耀本地的治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汽车可以不拔钥匙、WiFi不用设密码……”
我一脸狐疑地问:“那你这鬼地方有必要装ADT吗?”
他眼神躲闪:“这……这当然有必要啦。”
那天,我开着摩托车在他的农场四周转悠。一小时后,我在离Tony家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名亚裔女子,手里拿着手机,神色焦虑。听到摩托马达声,她转头,我们四目相对。
她看上去不过20岁左右,头发从发根到发梢由黑变黄。身上套了一件人造革夹克,里面穿着低胸内衣,紧身牛仔裤包裹着粗壮的小腿,浑身散发着“杀马特”的气息。
“你认识Schmidt?” 她问。Schmidt是Tony的姓。
“嗯,我是他朋友。”
“他现在在哪里?”
“他去参加朋友的Party了。”
我实在猜不出眼前这个东北妞和农民Tony有什么关系,便好奇地问她。
“我……我是他女朋友。”她的语气犹豫,没什么底气。
女朋友?我心里咯噔一下。Tony跟我说过很多家长里短,我只知道他刚离婚不久,但从未听他提及过有一个中国女朋友。
“他什么时候回来?”
Tony给我说过他晚饭后回来,但为了稳妥起见,我说,“我不知道,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听到“电话”这个词时,女孩阴沉的脸上掠过失落的神色,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2
中央大平原、稀薄的人口,澳洲老农民、东北小太妹——这一堆关键词把我的好奇心迅速点燃。当时正值中午,我借机请她吃饭。
我们对面而坐,她面色凝重,专注地啃着三明治。
吃完,她抹了抹嘴角,“走,我们喝酒去!”
“喝什么酒?”
“啤酒,”她补充道,“这里的啤酒比水还便宜!”
“去哪里喝?”
她不耐烦地丢下一句“跟我走。”就转身离开了。
我们驱车来到附近的一座小山,她从后备箱搬出一箱啤酒,自顾自地喝起来。一口又一口,一瓶又一瓶,喝着喝着就开始自言自语。
女孩说自己是满族的“钮祜禄氏”,不爱读书,整日和一群小太妹厮混,高考成绩一塌糊涂。她父亲是一个小企业主,在亲朋好友的怂恿下,把她送到了澳洲中部的一所野鸡大学来混文凭。
在澳洲,她英语没什么长进,钱倒是花了不少。工商管理系的老师神龙见首不见尾,同学们整日就是喝酒、打牌、抽烟、约炮。
一天早上,钮祜禄同学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猛然醒悟,“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
于是,她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嫁人,找工作。
“嫁人当然要嫁local,这样才可以混个PR,回国后也好交代。”至于对象的年龄、肤色、长相、智商,统统不是问题,“有钱最好,没钱也行。”
她开始在各种婚介和约会网站上刊登自己的资料。信息一经发布,她的中国娃娃脸就立刻引来全澳各地的“虎狼之师”。不过,后来的事让她很失望,要么是几次视频聊天之后就不了了之;要么是见过一次面之后,对方就没了下文。
不出所料,Tony也是她的网友,只不过Tony比较厚道,和她见过三次面。只要钮同学(代指钮祜禄同学)主动打电话,Tony总不会拒绝,更不会先挂电话。但在钮同学看来,他们的进展太慢了,她等不起。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我问。
“上个月。就在他的农场。我去他的农场参观,刚到他家不久,他就说要去洗个澡……”
“洗澡?”
“是的,我以为他要那个。”钮同学稚嫩的脸上波澜不惊。
“然后呢?”
“我在房间里等他。然后他人就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说到这里,钮同学一脸的沮丧。
“至今都没有通上电话?”
她垂头丧气,默认了。
气氛有点压抑,我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工作上。说到工作,钮同学似乎略感欣慰,她刚找到工作,还是眼下最热门的B2C电子商务。
“你好厉害,据我所知,很多中国博士生在澳洲都只能去餐馆刷盘子。”
她强忍住嘴角的笑意,“人生嘛,失之东‘藕’,收之桑榆。总不能情场、职场都失意吧。”她掩饰不住得意,“中国总公司很大,澳洲分公司才我一个人,从头开始,边学边干。”
这份工作来对于钮同学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前段时间,钮同学连自杀的念头都快有了,一个陌生人加了她好友——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老板,姓刘,一个号称自己在中国做几千万生意的商人。
刘老板说,他在悉尼开了一年的公司,正准备进军澳大利亚中部,要在City租办公室和仓库,开设分公司。实际上,刘老板的生意就是把几集装箱的宠物用品和健身器材从中国运到澳洲,然后在澳洲的Amazon和ebay网上售卖。
刘老板挺豪爽,虽然从未见面,但和钮同学联系后不久,就给她寄来了一张1000刀的支票,让她用作活动经费。他还拍胸脯保证,“以后你就是澳大利亚中部分公司的元老,将来我还会和你签订长期劳务合同,等你毕业了就可以留在这里工作,时间一久,拿绿卡是水到渠成。”
说到这里,钮同学非常激动。夕阳西下,她望着远方金灿灿的玉米地,坚定地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找Tony,见不到就死心了,以后我要踏踏实实给老板卖命。”
3
那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重型机车轰隆隆地从远方驶来——Tony醉醺醺地回来了。他刚结束了本地哈雷摩托车友的聚会,还在“No Panty Day” (无裤日)里,看足了各类辣妹的大胸和屁股。
“还是你们澳洲人人开放,我们中国绝对没有这样的活动。”我感慨。
“是嘛?”Tony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我认识的一个中国女孩子可比我开放多了,她是附近大学里的学生,有一天她来我家玩,”他打了一个嗝,“当时,我刚从农场回来,让她待在客厅,我先去洗澡。”
“你猜后来怎么样?我洗澡回来,通过门缝,看到她居然脱光上衣,只穿一条内裤。”Tony瞪大眼睛,指着我屁股下的沙发,“就躺在这里。”
我略带坏笑,“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
“按理说,这是一个馅饼。”Tony郁闷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描述当时的心情。坦白说,看到她赤裸裸地躺在沙发上,我没有任何欲望。”
“那后来呢?”
“我穿好衣服,躲到我哥哥家了。”Tony掏出手机给我看,“我已经把她列入了黑名单,以后再也不会接到她的电话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我还联系了ADT,让他们来给我装安保系统,以后任何陌生人接近我的房子,ADT就会给我发信息、打电话。”
我这才恍然大悟。
4
收到1000刀的支票后,钮同学开始着手找仓库了。前后看了十几个,都不尽人意,不是面积太小,就是太大;不是位置太偏,就是租金太贵……仓库不能落实,刘老板一着急总是骂人。
澳洲中西部地广人稀,有时为了看一个仓库,她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来回开车花两三个小时。她自知条件平平,总是骂不还口,但偶尔也会跟我抱怨:“我已经尽力了,来回奔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才给了我1000刀,除了油费和伙食费,几乎没剩多少了。”
后来我才知道,刘老板和我是同一个城市的。我本不爱多管闲事,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还是和刘老板取得了联系。
刘老板的想法瞬息万变,他看上了北郊的一个仓库,于是就催着钮同学去实地考察。恰巧那段时间,钮同学正忙着准备考试,拖了几天,刘老板就打电话过来破口大骂:“你他妈到底要不要干?不干老子去找别人,华人留学生多得是。”
钮同学依旧骂不还口,又向我抱怨:“又不是我故意拖,前段时间为了仓库的事情,我耽误了不少学业,过几天我就要考试,不抱佛脚就一定会不及格。他只顾自己,一点都不替我着想……”
钮同学沉默了一会儿,“你能陪我去一趟吗?我只是一个学生,实在心里没谱,这仓库刘老板很满意。”
我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刘老板也这样拜托我,他对钮同学不太放心。
第二天早上,我在约定地点等了大约五分钟,一台老款的丰田Camry开了过来。钮同学从车后排下车,“坐我们的车去吧。”她头发很乱,身上有酒气,眼角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我开始怀疑她这几天是否真的是在忙于复习,便皱了皱眉,“你们?还有其他人?”打开车门,一股浓郁的酒气扑面而来。两个中国男孩,一个坐在驾驶座,另一个坐后排。
“你们都喝酒了?”
驾驶座上的男生一口京片子,笑嘻嘻地说:“昨儿晚有点喝高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钮同学在自顾自地玩手机,她身旁的男生则时不时地咬她的耳朵,摸她的大腿,最后把手伸入她的短裙中……
驾座上的男生姓沈,北京人,毕业于北京知名高中,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他年纪虽小,但在澳大利亚已经混了好几年,转了很多次学。和钮同学坐在一起的,是她的新男友。
他们三个情况相似。学习不好,家境一般,既与澳洲人的圈子绝缘,也融不进优秀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圈。平日里,不过是凑到一起打牌、喝酒、抽烟、约炮……
5
一路风尘仆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相比国内的仓库,这个仓库算是五星级水平。870平方米的面积,挑高至少有7米,有一个宽敞的办公室,暖气全覆盖……然而,这个仓库一个月租金要2929澳币,还要先预付半年。
刘老板看完我发给他的照片后非常满意。但对于租金,他有两个要求:第一,租金降为每月2600美元;第二,房租预付由半年改为三个月。
房东Russ冷冷地说:“NO.”
刘老板退而求其次,“租金可以接受,但房租预付必须由半年改为三个月。”
Russ还是冷冷地:“NO.”
即便如此,三天后,刘老板签过字的合同和支票还是递到了房东的手里。租金每月2929澳币,预付依旧是半年。只是刘老板答应寄给钮同学的新支票,还没有着落。
6
回国第二天,我还在倒时差,整个人晕乎乎的,刘老板打来电话,“兄弟,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想和你聊聊。就现在吧。”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我太累了:“有点晚了,改天吧。”
“这也算晚?出来吃夜宵吧。”他的口气很坚决,给人一种“只要你说不,我马上就翻脸”的感觉。
半小时后,我们在钱湖北路的一家烧烤店会面。刘老板三十出头,向我讲起了他的经历。
刘老板从未去过澳洲,对澳洲的政策法律、经商环境、劳工制度等一无所知。因为最初仓库选址失误,他几乎是一分钱都没赚到。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未来的规划:“接下来,我要去澳中部租个大仓库,雇更多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抬高音量,强调道,“我还要雇澳洲白人。将来,公司雇佣员工人数多到一定程度,我就可以申请澳洲PR。”他得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了,你了解澳洲的移民政策吧?”
“哈哈,你如果要办PR,将来尽管找我,小意思,分分钟帮你搞定。”
“那就先谢谢您了。”
“哈哈!”刘老板得意地大笑道:“小事情一桩,来,干杯。你觉得钮小姐怎么样?”他开始切入正题。
我回答得模棱两可:“还行吧,我看她比较重视这份工作。”
“那当然,她敢不重视?就凭她那水平,也想在澳洲找到工作?没工作,她能留在澳洲?”他接着抱怨道:“这女人太笨,连个仓库都搞了这么久。”
“中部各种资源都比较缺乏,她只是一个学生,再怎么说,也帮你搞定了。”
“足足浪费了我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啊!中部仓库搞不定,我悉尼的仓库就不能关,每个月可是3000多刀的租金啊!”说到这里,刘老板说话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
我没接话,心想:“你对我吼什么?”刘老板也意识到这样不妥,“她的英语怎么样?”
“一般般吧。”
“哎,真不知道这些留学生去澳洲干嘛,连个英语都学不地道。等我公司发展起来,就去找几个名牌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说到这里,刘老板的眼睛里突然发出一道凶狠的寒光,他拍了一下桌角,盛气凌人地说道:“去!给老子到澳洲实习去!”
7
仓库落实之后,刘老板在一个月之内,把5个60尺集装箱的货发到了澳洲。也就在这个月,刘老板和钮同学闹了四次矛盾。
第一次,刘老板把钮同学的工资由每月一结变为一季一结。一方面,他确实资金紧张;另外一方面,他想扣留一部分工资,防止钮同学犯错、撂挑子。这让钮同学难以接受,她每天上下班要开车,各种开销很大,她百般恳求,但刘老板坚持不给。
第二次,澳洲的办公用具很贵,但刘老板为了省钱,往澳洲发了一些桌椅和迎宾台。这些东西都要组装,钮同学忍不住发牢骚:“我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干这种体力活?”
刘老板一听就大骂:“你干不干?不干给我滚!”其实,钮同学要找几个人帮忙很容易,但被刘老板一骂,她就以各种理由拖延。
第三次,仓库里的办公垃圾如果要物业来收集,要付费,刘老板就要求钮同学每天下班的时候,把垃圾带回家处理。但钮同学坚持认为,干如此低级的工作,关乎尊严。最后,垃圾处理费由刘老板付80%,钮同学付20%。刘老板觉得她眼高手低。
第四次。仓库开工之后,发货量迅猛增长,刘老板要求钮同学尽快联系货运公司洽谈运费折扣。一个月过去,货运公司销售代表的影子都没看见,刘老板大发雷霆,钮同学说,她每天打了至少五个电话,对方的答复都一样:“最快也要一个季度之后,才能调整折扣。”
澳洲中部地区的商业氛围没有悉尼浓厚,当地人办事效率不高,这不能怪钮同学。但刘老板认为,是钮同学能力不行。
他们暂时都离不开对方,但又互相埋怨,在三番五次的矛盾中,逐渐将对方逼向容忍的底线。他们都很清楚对方的底牌。
刘老板认为,除了他的公司,没人会雇佣钮同学这样的学渣,她违法打工,只要他向澳洲移民局举报,她这辈子都别想再来澳洲;钮同学觉得自己是这份艰苦工作的不二人选,她的签证只能在学校里勤工俭学,任何雇佣她的公司一旦被查,轻则会被罚款,重则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8
钮同学的朋友,就是那天开丰田Camry的沈同学。沈同学开工没过多久,就成了刘老板的噩梦。
一个礼拜,他发错了130个包裹,每个包裹不仅要重新发,还要承担客人的退货费,一来一去,损失不少。
随后,连连的失误降低了客人的购物满意度,一些差评出现,刘老板网店的搜索排名自动下滑,甚至还让他在ebay上的Top Rated Seller头衔受到威胁——该头衔能节省20%的交易费。
刘老板百般无奈,只能恳请钮同学 “带病上岗”。几番推辞之后,她才勉强答应。沈是个什么货色,钮同学一清二楚,她把他当作一颗炸弹,想炸醒刘老板,“你不是嫌弃老娘差劲么?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差劲!”
但她也低估了这颗炸弹的破坏性,就在她“带病上岗”的第二天,刘老板收到一份NAB银行的通知——他开的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
签字的笔迹是沈同学伪造的,但因为是非法打工,刘老板不能报案。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把剩下的支票统统作废。
钮同学也知道自己捅了大篓子,等再去沈同学的宿舍,早已是人去楼空——他又转学了。
9
春节后的某一天,钮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回国了。寒暄过后,我随口问道:“什么时候回澳洲上班?”
“刘XX是个畜生。” 钮同学答非所问。
“怎么了?”
“这畜生居然把支票作废了!”
我一头雾水:“什么支票?”
“他给我的工资支票,2000美元,我第二天去银行兑钱,银行说,签发人已经通知银行,把这张票作废了。”电话里传来她急促的呼吸声。
我沉默了一会儿,她补充说:“老娘回国的机票钱都是向朋友借的。”
“他……他太过分了。”
“我很后悔当初没听我爹的话,他让我别轻信浙江商人,人渣。”
一听这话我就不高兴了,怎么能一竿子打死所有浙江商人呢?我冷冷敷衍:“算了,以后别理他就是了。”
“我跟他没完!”她提高音量,声音有些颤抖,“如果举报我,我就向澳洲劳工局和移民局,举报他非法雇佣留学生。老娘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举报你?”
“是的,我向他要钱,他不给,居然还威胁我,要举报我非法打工!”说到底,钮同学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她担心被举报就再也不能进入澳洲,野鸡大学的文凭也没指望了。
“放心啦,他不至于这么傻,举报你对他也不利。”
“那就好,从今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她的语气里夹杂着恐惧和愤怒。显然,“我们”也包括我在内。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多保重吧。”
她“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钮同学的任何消息,但我知道,从天而降的工作机会没了,她的澳洲梦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碎了。
下期:《我能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永不放弃》
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弗瑞德·特朗普对我的影响最大。从父亲那里我学会:棘手的生意要强硬,激励别人很重要。我还学会了,做生意的四个步骤:进入、动工、做好、退出,每一步都要讲方法、讲效率。
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会做父亲做的房产生意。父亲原来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出租廉租房,面向低收入人群。虽然他的生意很成功,我却觉得这样赚钱太慢,我想做大型、刺激、有吸引力的生意。我不希望别人提到我时,只会说:“那是弗瑞德·特朗普的儿子。”
我要走出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创造自己的知名度。好在父亲自己将生意打理得不错,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在曼哈顿闯荡。无论在哪,我都不会忘记父亲教给我的东西。
父亲说,人最重要的是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
父亲是艰苦创业的典范。他1905年出生于新泽西州。我的祖父幼年时代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经营一家旅馆,生意还不错。祖父患有肝硬化而且酗酒成性,他在父亲11岁那年去世了。祖母伊丽莎白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做了一名裁缝。当时我的姑姑16岁,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叔叔约翰,只有9岁。父亲排行老二,作为家里第一个男孩,理所当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父亲开始打零工,什么活都干,他去水果店运水果,也给建筑工地的搬运工擦鞋。父亲对建筑业很感兴趣,高中时,他开始念夜校,学习木工活,以及怎样做规划和评估,想学一门以此为生的手艺。父亲16岁时,已经有了第一件木匠作品——为邻居建的一座容纳两辆车的车库。那时中产阶级的人刚开始买车,很多人家里没有车库,父亲便开始做可拆卸车库的生意,每个车库要价50美元。
1922年,父亲高中毕业,因为要养家就没有继续上大学,他去皇后区给一位建筑师的木匠做了助手。父亲手艺精湛,其他方面也很在行。虽然刚入行,父亲却表现出了干这行的天资。即使现在,他还能心算5纵行数字相加的结果。通过夜校学习加上自己的悟性,父亲进步很快,他给自己的工友们传授了很多干活的巧办法,比如用钢曲尺做椽子。
另外,父亲是个专注而且很有理想的人。很多工友只满足有个工作,父亲却要把工作做精做好,期望得到提升。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跟我说:“人最重要的是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因为这是唯一一件你能做出成就的事情。”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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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自网络 AustraliaLove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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