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6月2日报道）美媒称，西方医院以及新涌现的一批掌握丰富资源的公司正向一些中国人伸出橄榄枝，他们需要接受国内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的治疗以保住性命，此种趋势让为了省钱而进行医疗旅行——通常是做些并非危重的处理，比如看牙或整容——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31日报道，根据业务范围涵盖医疗旅行预订的中国旅游预订公司携程旅行网的数据，去年中国人出国看病的总数为50万人次左右。一些医疗旅行中介称，其中大多数旅行都聚焦于整形手术和常规检查，但出国求医的危重病人数量正在增长。
报道称，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有雇员为患者提供旅行和住宿方面的帮助，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均提供翻译。“据我们所见，来自中国的患者是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梅奥诊所高管健康保障项目和国际医药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妮·L·海恩斯表示。
罹患胃癌的63岁房地产开发商郭树石（音）辗转两家医院，在经受了手术、化疗和放疗后，癌细胞卷土重来，中国的医疗系统无法阻止癌症侵蚀他的胃。但后来郭树石到了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得以使用一种在中国找不到的免疫疗法新药——吉舒达。将近四个月之后的今年四月，他的肿瘤缩小了，体重也增加了。
郭树石花费约为22万美元（约合150万元人民币），全要自掏腰包，但在谈及医疗方面的差异时他说：“我能感觉到巨大的差距。”
报道称，近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还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支持，尽管该国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改革计划，但其公立医院目前依然不堪重负，床位和医生都供不应求，难以提供被很多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医疗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增加投入，并鼓励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
报道称，在中国内地，一些国外药物要等三至五年才能走完准入程序。郭树石正在使用的药物吉舒达，直到去年才获批在海南岛的一个医疗旅游试点区使用。
此外，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顶级公立医院里，午夜刚过就有人排队，顶尖医生的预约号在清晨之前便会被抢夺一空，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从“黄牛”处买预约号。
相比之下，郭树石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体验“更为人性化”，郭树石的医生让他充分表达想法，食物和饮料易于获取，等候区还设有长椅。
报道称，但患者可能无法长久享有这些好处。“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病人回到中国以后确保治疗的连续性，”麻省总医院特殊服务部负责人米斯蒂·海瑟薇说。
但也有一些人更为乐观。据《纽约时报》报道，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蔡强说，其客户数量已经从2011年的区区两人增至去年的约1000人，还拿到了硅谷风投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投资。
蔡强被普遍视作中国医疗旅游领域的先驱，正设法缩小他的中国客户和美国医院之间的文化鸿沟。
他回忆了一名中国患者在一家美国医院就医时，未经通报便走进医生的办公室问问题之后，医院电召他开“紧急会议”的情形。那位医生当时正为别的病人看病。
“所以中国没有隐私的概念，”蔡强说。他还表示，自那以后盛诺一家就设立了一个“患者教育”部，告诉患者在海外的医院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实际上不是患者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蔡强说，他在女儿出生之际因澳大利亚医护人员的热情友好而受到触动，随后便创办了这家公司。
“每年都有那么多中国人买进口汽车、服装和化妆品，”蔡强说，“他们会出国旅游并把子女送到外国读书。如果病得很重，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考虑出国看医生呢？”
住在南京、现年31岁的桥梁设计师赵笑晴（音）去年曾带着患有脑瘤的五岁女儿珂斐（音）到德国的埃森大学医院接受质子治疗。而在上海，这种疗法只面向14岁及以上的孩子。她花了大约14万美元（约合95万元人民币），但珂斐的肿瘤缩小了。赵笑晴是在医疗中介的安排下赴德的，对其服务很满意，她说花费即便再多一倍她也愿意。
“到了国外，你就会明白中介没有夸大其词，”她说，“事实上，我们的体验远远好于他们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