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报告》称，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正呈现加速全球资产配置、家族财富管理服务快速发展、依靠增值服务抢占客户资源等趋势。

在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国民财富迅速积累并形成了独立的高净值群体。《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3万亿美元，较2015年增加2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不仅如此，根据《2016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的数据显示，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以568位十亿美金富豪人数首次超越美国。

此外，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以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的财富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而根据《报告》显示，中国千万高净值人群主要由企业主、炒房者、职业股民、金领组成。

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千万级高净值人群数量为134万，比去年增加13万人，增长率达10.7%；亿万高净值人群为8.9万，比去年增加1.1万人。

而在这百万的千万高净值人群中，炒股炒成千万富豪的不在少数。《报告》称，中国千万高净值人群中有10％的职业股民，也就是约13万左右。他们是从事股票、期货等金融投资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群随着中国股市的回落，比例下跌至10%。在他们的财富中，现金及股票占到其总财富的43%，职业股民平均拥有370万元以上自主房产、160万元以上投资型性房产和价值40万以上的汽车。

相比炒股炒成富豪，通过炒房致富的概率更高。

中国千万高净值人群中炒房者的占比达15%，这一比例比2015年增加5%。而一线城市的房价猛涨，是这部分人群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房产投资占到他们总资产的89%，现金及有价证券占比为6%。

不过，数据也告诉我们，中国人致富的主要途径不是靠“炒”来的，踏实工作才是正道。

企业主（占55%）和金领（占20%）仍是千万高净值人群的主力。其中，金领主要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他们拥有公司股份、高昂的年薪、分红等来保证稳定的高收入。这部分人群的占比一直比较稳定。他们的财富中现金及有价证券的占比增至25%，且拥有470万以上的自住房产和价值40万以上的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普通人看来，千万级资产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但富人们的目标显然更高，而且越有钱的人对财务自由的门槛设定的越高。

《报告》称，中国高净值人群认为1.9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才能达到财富自由的门槛，财富自由门槛值与富豪资产成正比，其中，千万级高净值人群认为财富自由门槛为1.6亿元；而亿万级别的高净值人群则认为平均要3.6亿元才是财富自由的门槛。

钱多了之后就会考虑如何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而越来越多的富人开始关注全球资产配置。《报告》称，从实际调研数据看，88%的高净值人群表示对全球金融环境非常关心 ，超过五成的人最为关心人民币贬值问题，其次对美元汇率和海外理财也有相当高的关注度。

调查显示，高净值人群平均海外金融投资额为398万元人民币，其中200-500万的人群占比最多。分散风险、子女教育和移民是高净值人群海外金融投资的三大主要原因。在海外金融投资的方式上，外汇存款的投资比例最高，为31%；其次是基金，占15%，保险、股票以及标准理财产品均有超过10%的占比。超过三成比例的高净值人群表示美国是他们海外投资金融产品最多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热衷的买房传统，在海外资产配置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最受欢迎的海外置业国家看，美国以66.1%的选择率位居中国高净值人群海外置业国家的首选，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日本。

在房产所在区域上，高净值人群会优先考虑购买核心地段的“市中心”房产，其次是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的华人聚集地置业，排在第三的是为子女海外教育考虑的学区房。

中国越来越庞大的高净值群体也催生了私人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银行（甚至包括城商行）也都开始设立私人银行部门。为了抢夺高净值客户资源，提供增值服务（指非金融服务）成为各家银行竞争的利器，这也成为国内私人银行与零售银行的最主要差异。

从行业看，境内中资商业银行通常有4-8种服务作为标配，又重点打造1-2项本行的核心项目，主要围绕健康管理、机场贵宾厅、子女教育、旅游等方面展开。

各家银行从上述几大方面展开来吸引客户也是“投其所好”。

数据显示，在高净值人群感兴趣的话题上，2015年和2016年的差异较为明显。高净值人群2015年最感兴趣的是金融投资，而到了2016年，这一项仅排在第三位，排在首位的则是健康养生。体育运动以29%的比例排名第二，跑步依旧是高净值人群最喜爱的运动方式，其次是游泳、瑜伽和快走。此外，时事新闻、旅游度假等均是高净值人群感兴趣的话题。

另外，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计划送子女出国，且选择子女出国留学的阶段低龄化比较明显。《报告》称，虽然单个学龄阶段仍是大学本科占比最高，但从总体看，选择在高中及以下学龄阶段的人群占比是最多的。同时低龄化趋势与家庭经济状况也是成正相关，家庭年收入在600万以上的人群选择高中送子女出国的比例高达51.9%，大学的比例则在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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