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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这阶层有这样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张之琪：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

“三原色”事件的讨论是前几天朋友圈的超级热点，这是“三原色”微信指数的上升速度，爆发的热度和速度可谓是不可思议。

除了生而为人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对肇事者们的愤怒，讨论背后，也有作为“中端人口”的城市新中产的根本性焦虑：他们希望通过投资孩子的教育实现家族阶层的“接力式向上流动”——让家族后代的社会阶层继续提升，或者是说家族阶层的“保守性防御”——避免让家族后代跌入社会底层。于是，孩子的教育成为了城市新中产之殇，“中端人口”家庭不得不又心甘情愿地将收入的很大比例花在孩子教育上，却越来越发现，他们快要养不起孩子了。

（一） 众生相：

不同第一反应依然映射了不同的社会层级

简单观察后发现，我的朋友圈中好友的反应差别非常大，可以大致分成三类：

（1）学生、刚刚毕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

我身边的多数同龄人还在大学读书，也许刚刚毕业开始工作；养育子女对他们来说还是个遥远的话题。

他们更多质疑事件发生后大面积的删帖现象，关注每个人表达的权利

也有人开始担忧起未来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养育孩子

（2）孩子在上幼儿园的年轻爸妈

比学生群体稍微年长一点的正好就是孩子正好该上幼儿园的年轻爸爸和妈妈了。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反应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愤慨。他们似乎已经不在乎“三原色”幼儿园事件会怎么处理。

他们分享的内容多是，“美国防性侵动画”、“妈妈如何帮孩子检查身体”

（3）“成功人士”

“当权的人不喜欢争论。”

——普希金

我朋友圈里的那些在各自领域被认为出色的少数“成功人士”，对于这件事似乎非常云淡风轻，他们要不就是继续分享自己公司的新消息，要不然就是这两天没有任何新朋友圈。

我唯一看到相关的朋友圈是这样的：

仔细回想一下，他们的小孩有些在北美、澳洲接受教育，要不然上的是每年学费超过20万的国际学校。

开了风扇，吃着冰琪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鲁迅《知了世界》

（二）  他山石：

知识资本愈发昂贵，美国的昨天预示中国的明天

万维钢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资比名牌包还要贵的社会》举了这样的例子：

在一个聚会上，你跟两位年轻女士聊天。其中一位女士拿的包看上去挺一般，但是谈吐不俗，居然引用了上周《经济学人》杂志对英国大选的分析。第二位女士的包一看就是名牌，但她更关心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某个人物的命运。

那你能不能判断，这两位女士谁的社会地位更高呢？

在中国可能不太好判断。第一位女士显然更有文化，也许是某个大学的青年教师。可是第二位女士的经济状况可能更好，也许是银行的什么经理。作为读书人，我们更同情第一位女士，但二人地位高低，很难说。

但是，如果是在今天的美国，答案就非常简单了 —— 肯定是第一位女士社会地位高。不仅仅是学识，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她的经济状况也大大超过第二位女士。

这可不是因为美国是个公平社会，有知识的人地位一定高 —— 因果关系正好相反：今天的美国是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知识很贵，是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有知识。

万维钢还介绍了南加州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的《炫耀性消费已经结束了，现在都是无形消费》这篇文章。

科瑞德在文章中提出了“有抱负阶级”的概念，有抱负阶级指在美国相当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或者更高。科瑞德的理论是，现在这个阶层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有闲阶级”，是新兴的精英阶层。

科瑞德还提到了“炫耀性消费”，比如购买一只爱马仕的包，付出的大部分价格不是为了装东西的功能，而是为了向人炫耀，彰显经济地位。

科瑞德提出 “非炫耀性消费”，就是你有能力炫耀，但是你不炫耀 —— 这是一个新的消费观。如果有钱人消费不是为了炫耀，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从进入21世纪以来，炫耀性消费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 因为现在几乎没什么东西值得炫耀。随着生产力提高，各种以前的“高端”消费品都在向普通人普及。坐飞机、开 SUV、游轮度假，这些东西年收入七万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再好的电视机、再贵的名牌包，也不过就几千美元。从绝对生活享受来说，富人和中等收入者差别不大。

背个好包，别人不知道你是真有钱的富人，还是一个喜欢包的中等收入者。那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应该怎么花钱，才能彰显社会地位呢？有抱负阶级的回答，是“无形”的消费—— 把钱花在服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上，存更多的退休金，买最好的医疗保险。

这些东西比有形的更贵。好大学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超过6万美元，相当于一年一辆奔驰车。如果孩子从小上私立学校，整个下来是一笔巨款。美国收入排名前1%、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的家庭，平均在教育上的投入占总收入6%；而中等收入家庭的教育花费比例只有1% —— 公立中小学免费，大学可能根本就不考虑了。

在过去20年(1996年到2016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教材(Textbooks)、大学学费(College Tuition)、儿童护理(Childcare)。电子产品、衣服(Clothing)、汽车(Cars)、住房装修(Household Furnishings)等，价格反而是下降的。

其中排除通货膨胀的通胀因素考量后，教材和大学学费的涨幅分别为152%和142%，而根据排除通胀因素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只有0.6%。

知识越来越贵，所以《经济学人》上的谈资就的确比名牌包值钱。《经济学人》杂志订一年才100美元，但是为了看懂这个杂志你至少得上过大学。

这种《经济学人》杂志的谈资，被科瑞德称为“文化资本”。现在文化资本这么贵，已经是高端社交网络的通行证。例如你参加了一个聚会，如果能够谈论起你最近在《经济学人》上阅读的一篇文章，你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同样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能够辨别到这个信号，你就可能加入一个新的关系网—— 这种关系网通往高端的工作机会、掌握关键资源的联系人、和私立学校。而对比之下，拿个什么包就没有这样的作用。

那好，现在在美国，知识终于得到尊重了 —— 可这是好事儿吗？科瑞德用的词是“pernicious” —— 险恶。中等收入者开着不错的车，拿着不错的包，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上升管道。

美国的昨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的中产阶级很有可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收入原地踏步，但是学费的增加会越来越快。

教育将会逐渐变成比奢侈品更显著的阶级区隔。

（三）独特体系

中国教育体系虽以公立为主，但并不会降低家长在教育领域的支出

幸运的是，“知识”目前在中国看上去还不怎么昂贵。这是由于中国的主要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学校中，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哪怕能够提供最出众教育的学校的学费依然相对其他消费品，非常廉价。

但这真的会让教育资源变得更加廉价和易得吗？——不会

经济学对这个现象有很好的解释：一件商品的初始价格是100元，正常状况下，需求如果非常旺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可能涨到200元；但如果国家强制出手，不允许涨价，在这个规定的价格下可能有1000人愿意出大于等于100元的价格购买这个商品，但是这个商品是有限的，只有200个，这时候黑市就会出现，出价更高的人通过“有关系的人”花了250元可能才能买到这个商品。这个体系中最受益的是分配商品的权力拥有者和黄牛。

医院挂号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公立医院的专家号价格由国家控制，100元一个，但是对于真正需要挂号的人，往往可能需要2000-3000元才能从黄牛手中买到这个号。

在中国，如果小孩子能够进入优质的公立学校，无异于以低于1折的价格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这样有人的机会催生了极端激烈的竞争。家长们的钱虽然没有直接花在学费上，但是学区房的投入，平时课下、假期的各种辅导班、兴趣班的投入，绝不比美国家长在学费上的支出低。

这是一位上海妈妈为了孩子9月份上小学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学习用品和辅导班的支出：

下面这张是这个孩子爸爸给小孩子列的暑期开销：

4.8万（暑假开销）＋27.5万（课外学习）＝32万元

你真的支付得起给孩子“文化资本”吗？

（四）更多孩子：

核心城市越来越多新生儿和越来越高的幼儿园入学率

最近两年，我听到关于低龄孩子入学难的声音越来越多。从身边朋友的排队申请幼儿园，到咪蒙为了孩子念小学求助粉丝，中产阶级惊恐的发现，自己一路拼搏至今，似乎连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和自己同样质量的教育都变成了奢望。

这个情况会变好吗？——我觉得不会

原因是：

（1）核心城市有更多新生儿

拿北京举例子：

2006年北京市新生儿数量5.3万人，2016年北京新生儿数量28万人。

在2012年，出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从2011年的9万人左右，增长到13万人，其后2013、2014年的的新生儿数量分别为12.7万、15.3万。2012-2014这三年出生的孩子，正是现在在上幼儿园的群体。2012年的生育高峰，也正是2015年开始的早教荒的根本原因。

这批孩子即将进入上小学的阶段，想必他们将会面对空前激烈的竞争。

而更加严峻的是，2015、2016年新生儿数量增速空前，与2012、2013年相比，需要幼儿园教育的孩子几乎是3年前的2倍。而幼儿园严格的审批，又导致没有太多新增的幼儿园入校名额。

（2）更高比例的孩子希望接受幼儿园教育

2009年，中国的幼儿园毛入园率只有50.9%，也就是说2003-2006年出生的，被社会视为“条件优越的00后”们，也只有一半人有机会上幼儿园而已。

到2016年，中国的毛入园率就增长到了77.5%

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需求在短短几年内忽然大幅提升了，但幼儿教育资源即使在以前也不充足，政府因为教育投资不够而无力，最后应对措施就是民间资本以次充好。

而年轻父母经济压力空前，时间大部分都投入在工作中，客观上无法照顾小孩子。所以即便是无证的保姆帮忙看一下孩子的需求会十分强劲。如果由具备幼师资格的老师看护小朋友，一个月几千块显得非常合理。你不上，后面有10个家长愿意把小孩子送过来。

可想而知，未来的2年，很多985、211大学毕业，拥有体面工作的家长，甚至都没有能力将孩子送进“三原色”这样的幼儿园。

（五） 怎么办:

明知教育贵，依然要买单

我们都知道教育的回报比以前低多了，八十年代人才断层、干部年轻化时，大学生哪里都抢着要。而现在，学士多如狗，硕士满街走，年年都是大学生就业难，考大学不如送快递。  

面对如今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很多底层人民放弃了在教育上的投入。  

但是，中产阶级却节衣缩食甚至砸锅卖铁不断增加在教育上的投入，难道他们看不到这样的悖论吗？难道他们不认为教育的回报率越来越低吗？  

我还是想用一个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一般来说，某种物品价格上升后，人们对它的需求就下跌，某种物品价格下跌后，人们对它的需求就上升。这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直觉。  

但是，英国人吉芬于19世纪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升，但是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吉芬难题”。这类需求量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以后也因此被称作吉芬物品。  

原因是，爱尔兰农民平时以肉和土豆作为食物。此时土豆价格上升，人们相对变穷了。虽然土豆变贵了，但是跟肉相比，土豆还是更廉价的主食。所以大家只好不吃肉，拿剩下的钱来买变贵的土豆。   

而现在，教育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吉芬物品”。  

新一代中产阶级是凭借教育从底层中脱颖而出的，除了出卖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没有其他的资源。教育的回报率越低，他们反而越得依赖教育来让自己和后代不跌回底层。除了依靠教育，他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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