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郑女士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澳籍Steve（化名）先生，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后，当年8月，郑女士应邀来到悉尼，和Steve及其家人见面。

郑女士告诉今日悉尼记者，在澳的两个多月中，她和Steve家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并顺利订婚，应对方邀请，当年圣诞节郑女士再次来到悉尼，又呆了两个多月。

因为旅游签证即将到期，郑女士申请了新的旅游签证，并打算在2014年3月初重新入境。因为郑女士已经来澳两次了，而未婚夫Steve的驾照因为酒驾被吊销，因此两人约定好，下了飞机后，郑女士自己打车回家，Steve还为郑女士写下了住址以防不备。

然而，这一次，郑女士却没能顺利到家。当海关工作人员查看了郑女士的入境卡后，并未向之前两次一样顺利放行。

“他们让我带着我所有的东西到一个小房间去。我什么选择都没有，只能在去取行李的时候，找别人借了电话打给未婚夫，说了一句：‘我遇到了麻烦了……’”

澳大利亚入境卡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原来，问题就出在入境卡上“打算在澳大利亚使用的地址”这一栏的填写上。

郑女士告诉今日悉尼记者，前两次她入境时，填的地址都是未婚夫的工作地址，而这次，她打算填他们新租房子的地址，却漏写了门牌号中的A，错把地址写成了楼下的商铺。

“因为这个商铺地址，他们怀疑我非法打工，当场取消了签证。”当郑女士想要向海关官员解释时，却有些力不从心，“我英语不好，我们通过翻译电话交流，再加上当时有点紧张，可能答的也不好。”

本以为这样一个“小错误”，能很快解释清楚，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却超出了郑女士的想象。

 “来了很多人开箱检查我的行李，然后让我跟他们走，坐着面包车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方的一个房间里。”郑女士后来才知道，那里是Villawood非法移民羁押中心。

“他们不准我与外面联系，我看到墙上有一行中国字，写着可以拨打131450（免费翻译电话），于是我就给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打电话。总领馆工作人员安慰我说不要着急，可以申请回中国。”

在之后的几天里，郑女士度日如年。“房间外面有人看着，我除了每天可以打一个电话给未婚夫，就是躲在卫生间哭，觉得除了哭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郑女士回忆，两天后，多名工作人员及警察把她带到了机场，可她眼前的机场，却跟前几天作为游客时候见到的不一样。

“他们把我带到了机场的地下室，又窄又黑。”几天的拘禁让她的状态濒临崩溃，而眼前陌生的环境也让她更加害怕，“几天吃不下睡不着，还在生理期，我明显感觉自己在发烧，浑身都非常难受，我一直在拼命地哭，他们就几个人过来按住我，后来我就晕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看到手上有很多淤青，后来听到工作人员说，警察给我戴手铐了。”

也许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郑女士又被送回了Villawood。与此前单独被关押不同，“这一次，我看到了很多人，还看到了中国人。当时只有一个感觉，终于见到我的同胞了，死不了了！”郑女士感慨地说。

悉尼Villawood非法移民羁押中心（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天，未婚夫Steve来探望郑女士，并且告诉她，取消签证的原因不成立，要帮她找律师。

同时，Steve还打算为郑女士再次申请签证，并担保她从羁押中心放出，可是再次签证，也遇到了麻烦。“他们说我没有入境，因为我入境的时候没盖入境章，不能在澳洲境内申请签证。”

于是，律师建议他们，在羁押中心结婚，然后就可以申请配偶签证，但是郑女士不同意。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未婚夫好好生活，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在这种地方结婚？如果是这样，我宁愿回国不来了。”

（图片来源：网络）

“可是他们都劝我，这个国家法制健全，只要尊重这里的法律，就会没事的。”在未婚夫和婆婆的劝解下，郑女士还是答应了留下来，并就第一次被取消的签证递交了申诉。

复议的开庭时间定在了7月底，可就在郑女士稍微放松下来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4月初的一天，移民局突然通知我，要把我送到达尔文。”

并没给郑女士太多的准备时间，两天之后的凌晨他们便出发了。

“同行的可能有十几个中国人。又给我戴上手铐，告诉我这是程序。可是上了飞机上我才发现，只有4个人戴手铐，连上厕所都不打开。我并不是犯人啊，为什么这么对我？”

除了手铐之外，令郑女士难以接受的还有飞机上的遭遇。“后面还有个男的跟警察打起来了，我快吓疯了，4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一直哭，坐我身边的女警紧紧抱着我、安慰我，现在还经常梦到那种场景。”回忆起这段经历，郑女士仍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讲述中几度落泪。

因为精神的压力和身体的不适，郑女士在达尔文羁押中心的3个多月时间，都在“看医生、吃药和熬日子”中度过。

“在Villawood还能跟其他中国人聊天，在达尔文被查出了腹部感染、甲亢，每个月要看4次专科医生，吃好多药。最难受的是，这种日子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

接近达尔文的Wickham Point羁押中心（图片来源：网络）

郑女士告诉今日悉尼记者，7月初她终于接到了移民部通知。“他们说当时取消我签证是不合法的，要退回我法庭申请费用，给了我一份协议让我马上签，可我一签就傻眼了，签证复审是过了，但是我当时的签证也马上要到期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郑女士再也呆不住了，她一边让准婆婆帮自己递交了探亲签证，一边再次聘请移民律师准备上诉，并向移民部长递交了请愿书。为了尽快获得自由，她打电话到大使馆求助，因为郑女士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里，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与澳方交涉。

“就在大使馆答应要来解救我的前3天，他们把我送走了，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郑女士告诉记者，那天下午开始，她被关进了一间库房里， 第二天凌晨左右，一架从达尔文机场起飞、经马来西亚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把她送回了国。

（图片来源：网络）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的重庆的家，当时只带了随身的行李，连父亲过世前留下的项链都没带……”

“回家后我大病了一场，觉得精神都出问题了！”在澳被羁押4个多月，郑女士的委屈和不甘却无处诉说，“人家会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人家会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管我。并不是我的国家不管我，当一个国家的外交遇到地痞流氓和疯子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郑女士告诉记者，她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应遭受这样的对待。“之前申请签证时说我没入境澳大利亚，我都没入你的境，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于是，郑女士开始了跨国维权。

为了能更好的维权，2014年11月郑女士再次申请了探亲签证，可却被澳大利亚驻广州领馆告知，要先交纳5244澳元的政府欠债，才能继续申请签证。

“然后又让我在中国等几个月申请财政减免，我不愿等那么久，就直接交了钱，”郑女士气愤不已，“其实对我来说，打死我都不想再回来，可这件事必须要澄清。”

之后，郑女士两次聘请律师上诉，给移民部长写呈情信，却都没有什么结果。时间长了，没有援助律师愿意代理她的案子，而她也没有钱再聘请律师。

她也曾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求助，却被告知，距事发超过12个月，不受理。

就算如此，郑女士依旧没放弃。“我真的很累，也怕抗太久自己扛不下去，这样的国家我毫不留恋，也不要用我的配偶签证来威胁我，我可以离开”，郑女士说，“但是你们要给我未婚夫一个交代，为什么他不能自由的结婚；就算我不是澳洲公民，我也有权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时至今日，已返回中国的郑女士还在等待再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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