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无他，即是这项税改案将加剧美国贫富不均与阶级对立的问题。姑且不论有多少共和党议员被临时附加自动增加税收的“触发机制”收买，也先不细究涵盖个人与企业税负的减税计画内容之复杂、整体金额之庞大。单就川普时常表态师法雷根的角度来看，所谓税改案将为美国带来连续十年经济成长率保持6％以上的“荣景”，跳票机率颇高。
首先，雷根总统执政时期之所以大推税改案，主要是当时美国深陷停滞性通膨泥淖，且经济低速增长，导致厂商因税率太高、生产成本沉重而不愿投资，让失业率居高不下。于是，雷根采用经济学家拉菲尔（A. Laffer）提出，降低税率将提振企业生产意愿，带动税基扩大，达到税收收入和总产出增加双赢局面的观点（俗称拉菲尔曲线〈Laffer Curve〉），替共和党税改打开了一条思路。再加上时任联准会主席伏克尔（P. Volcker）为打击通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促使利率大幅提高，又拉高厂商的生产成本之际，有利雷根减税政策扮演及时雨的角色，两个互补性政策巧妙搭配，解决了通膨问题，甚至带出后续十年的景气荣景。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有别于雷根碰上资金昂贵的痛点、失业率高达10.2％，经济存在巨大的负向产出缺口。如今的美国历经三轮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后，市场资金充裕，借贷成本为史上新低，厂商却仍不投资。关键原因是全球人口老化、景气与经济政策前景不明等问题，而非投资的成本昂贵。因此，川普税改让厂商投资成本更低廉，诱发投资的效果可能不大。同时，当前美国失业率在4.3％盘桓，劳动市场接近充分就业。也就是在经济成长接近潜在成长率，产出缺口有限的状况下，即便厂商有心扩厂，也总是找不到适合的技术劳工。
那么，税改案的效益到哪里去了？从下调企业税率和允许企业将投资费用化的举措可知，金融投资的税后收益可望提高，且有效税率（即企业实际支付的税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每股盈余将增加1.34美元。此时，未扩大投资的企业可能会把政府降税的额外补贴，拿来补贴股东福利或调高CEO的薪水，以至于税改最大赢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企业股东或高阶主管，加剧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再者，即使依美国税务联合委员会统计，税改通过后平均每人税率可下降1个百分点，但一般民众仍难以受惠。因为川普政府在降税的同时，也夺走一些重要的免税额与低收入民众所依赖的健保项目；且税改方案将让美国前1％的富裕家庭或年收入逾73万美元的美国人，税后所得增加8.5％，约为总税收优惠的一半。令人气闷的是，受到预算规则綑绑的共和党，将在十年后让降税计画退场，造成多数民众仅获得微薄的减税优惠，却要为未来的政府巨额赤字买单，陷入被迫加税的陷阱中。
最麻烦的是，在金融海啸后，主要央行多年不辍的宽松货币政策下，使资源配置效率扭曲、所得财富及机会不均等种种问题持续深化。如今，川普的税改大礼无助经济起飞，甚至加剧分配问题，更可能进一步累积社会的反建制能量，加深政治冲突和社会不安，不仅让美国政经发展更走向源于2008年，且正步步逼近繁荣vs.崩溃的“丁字路口”（T junction）尽头，若再往前踏错一步，恐使美国遭遇恒久低成长的灾难，并波及全球，怎不叫人忧心。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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