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在今年 4 月爆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工潮，大约 3 万工人参与了罢工行动，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地最大的鞋业加工厂——裕元。罢工前，这些工人为全球 30 多家著名鞋类品牌进行代工，名单里包括 adidas、NIKE。

鞋厂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次停工维权缘于鞋厂未足额为工人购买社保。最后，为期 12 天的罢工导致裕元损失共计 2700 万美元，adidas 直接减少了订单量。

这一事件让公众认识到，中国工人们权益意识正在增强，服装企业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好过了。而对于成本异常敏感的制造行业早已察觉中国的加工优势正在消失。

伴随“用工荒”的加剧，“加薪潮”也在服装制造业中兴起。用工人数的短缺和需求上涨，导致服装加工者的工作时间不得不延长。在每周工作 6.3 天的一线工人中，有 47% 以上不愿意加班。80 后工人们对生活质量、休闲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装厂为了留住熟练工，必须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条件。

有半数以上的纺织服装厂提薪幅度在 10-20% 之间，更有 12.5% 的企业选择上涨 20% 以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变得不再廉价。

于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地区自然成为中国之后，服装产业转移的下一个目的地。但情况真的如设想般美好吗？

在过去 5 年间，越南的外商投资增长了两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资也分别增长 85% 和 43%，达到 8.92 亿美元和 11 亿美元。外资的大举进入，服装加工产业的转移，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服装出口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生。

2012 年 11 月，孟加拉塔兹雷恩制衣厂大火，导致 121 人葬身火海；次年 4 月，首都达卡市郊一栋 8 层楼建筑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数超过 1000 人……恶劣的工作环境、横行的黑帮、腐败的政府官员、物价上涨……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是压死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贫穷的服装业工人无法维持日常生活，不满的情绪正在累积。

2013 年 9 月份，为争取每月 104 美元的最低工资，孟加拉的服装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抗议活动进行了三天，400 间工厂停工。同年底，愤怒的工人们纵火烧毁了一栋十层楼高的大型服装加工厂。而在今年 8 月初，1600 位工人绝食讨薪，要求支付拖欠 3 个月的工资及开斋节奖金约 4130 万塔卡。

柬埔寨的情况一样不容乐观。2013 年，柬埔寨面料生产协会（GMAC）记录在案的罢工共 130 起，是过去十年来最频繁的一年。当年年底，30 万柬埔寨服装工人举行罢工游行，GMAC 号召成员工厂关闭，停止生产三天。最后造成约 2 亿美元损失以及 7000 万美元的投资延迟。

在越南，外商面临的问题更甚。社会环境和政体的不稳定；年初爆发的汇率危机；当地工人缺乏专业技能培训，生产率低下；本国原辅料生产仅能满足纺织行业 30% 的生产需求，绝大部分中高档面料严重依赖进口；今年 5 月，甚至还发生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暴力事件，这都让越南的经商环境蒙上一层阴影。

服装厂商逐渐发现，尽管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东南亚国家的可隐形成本和政策风险更高。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种种考验，而这也动摇了不少外商投资东南亚地区的信心，但也无计可施。

东南亚诸国的工厂事故和罢工游行见诸报端，将西方的服装业巨头们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经济损失以及法律诉讼，同时也要面对消费者带来的道德指责。这些服装业巨头们在此会作何反应呢？

去年 4 月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一栋制衣厂大楼发生倒塌事故，造成 1127 人丧生。此事故将 GAP、MANGO、贝纳通、家乐福、沃尔玛等数 10 个服装品牌及零售商牵涉其中。

事故发生后，H&M、ZARA 母公司与当地劳工联盟签署了一份《孟加拉国服装产业安全协议》，梅西百货、JC Penny、玛莎百货、MANGO、贝纳通等随后相继加入该协议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销孟加拉的服饰订单，以后永不在此制造……就连拒绝加入协议的 GAP 也宣布将自行制定安全计划。沃尔玛聘请了专业公司来检查供应商工厂的结构、火灾和电气安全，并宣称提供 180 万美元对工厂管理者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后的再次安全检查。

在危机处理专家和公关的联合发力下，品牌们“积极”响应，仿佛稳妥地避开了西方消费者们的道德指责，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正义仍未得到声张。

拉纳广场捐助者信托基金会在惨剧后对外公开募集善款，截止 8 月 4 日，原本预计筹得 4000 万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应该担负起责任的零售商们此时集体失声。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件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务工环境难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国得到真正的改善。虚伪的应对措施背后只要避签劳工协议，就能避免资金赔偿，这才是利益所在。

服装链里的零售商们衡量着每一个导致成本上涨的原因：原材料价格、旷日持久的海关手续和不可靠的能源供应、管理质量不稳定、工业或政体动荡、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规、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运输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装的离岸成本，并且延长了服装制作时间。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正在检讨和修正昔日的“去工业化”、“去制造业”的战略，“再工业化”成为不少发达国家的共同战略选择，而一些大规模并且具有影响力的零售商与品牌商也在积极寻求开发更接近消费市场的制造基地。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是培养新一代的技术工人。

在美国、英国等国和香港地区，熟练技工的短缺是阻碍制造业复苏的一大因素。英国的纺织服装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有 80 万工人，下降到现在的 10 万人。时尚的话语权被设计师、市场营销牢牢掌握，没有人会觉得提供精湛的制衣技术是一件“性感”的事。

Jenny Holloway 在北伦敦开展的 Fashion Enter 项目或许值得借鉴。2006 年，这位创始人在哈林盖（Haringey）小镇上设立了服装制造基地及认可实习模式，让当地的失业青年有机会获得实实在在的技能培训。在镇理事会的支持下，她还游说到 ASOS、John Lewis 和马莎百货对生产基地和学徒计划进行了投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投入了部分服饰订单，在那里试水生产。

企业和社会团队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支持，譬如恢复缝纫学校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学徒计划。像英国时装理事会一样有影响力的时尚机构，也需要在舆论上承认制造业对于时尚的重要性。纽约市政府和 CFDA（美国时装设计师理事会）则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们成立了服装生产商联盟（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简称 FMI）基金会，旨在恢复“失去的艺术缝纫技能”以及振兴纽约的服装制造业。

我们不难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服装价格节节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装制造业不得不采用调高产品售价的方式，来消化各种成本上涨的压力。

在服装制造供应链上，中国制造仍然坐着世界头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也占有绝对优势，在全球需求放缓、快时尚折扣零售商大势流行的今天，时尚背后的“血汗工厂”难以消失。

而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业成本差距的缩小，将促使一些公司将工厂迁回本土或是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同时零售商们的政治意愿以及对小批量优质服装的需求，将催生一批反应迅速、工作灵活的本土服装加工厂，或许我们将有望看到英美等国的服装制造业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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