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果是孤独的。与丁果相识，约在10年前，通过温西一位朋友的引荐。见面数语，就相谈甚欢。与我这个当时的初来者来说，丁果是个意外的发现，因为能有他这样对政治、经济及战略深刻观察及洞见的人物，要么在国内，要么在美国和欧洲，加拿大即不是政治文化中心，更不是经济中心，温哥华却有这样的人物蜗居，可见温哥华的是藏龙卧虎之地。对丁果来说，他的兴奋，不仅仅在于很多问题上我们见识相同，就算不同的地方，他亦兴奋地讨论，后来我才明白，他的兴奋是因为孤独。温哥华虽然藏龙卧虎，但对于国际战略、华人政治参与及文化影响力方面，这样全身力投入进行持之以恒观察和工作的，又确实是凤毛麟角——很多情况下，他都是一个人在战斗，没有理解，没有知音，只有执著。

及至办起《高度》周刊，打算在提高华人影响力方面做些努力，要设评论专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丁果。一聊，丁果先生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谈起栏目名称，想到华人总体上在加拿大政治生活中比较低调、沉闷。于是决定专栏就叫“低调”，意在用最具战斗力的文笔，提醒华人，在一个民主社会，最下限的低调，也必须是有声音的，而且必须是一针见血的声音。这方面，也只有丁果先生扛得起。

2017的卑诗省省选，“低调”及《高度》其他栏目刊发了一系列关于省选选情分析、两党过往执政及竞选纲领的评论和讨论，这些文章成为大温华人了解政党政纲，分析选情的重要渠道，有效推动了华人的投票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印象最为深刻是丁果先生对卑诗自由党的评论，他认为卑诗自由党在简慧芝（Christy Clark）六年领导下日渐傲慢、不尊民意的党风，为选票不惜向民粹主义倾斜的政策，必然会让卑诗自由党及卑诗省付出沉痛代价的洞见，以及他关于选情的预测，无一不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他关于华裔政客要借省选摆脱“政治花瓶”的建议，也因为李耀华的出现，而日渐得到回应。

这里要强调的是，以前丁果先生曾对卑诗自由党的一些做法进行过肯定，有些人就拿丁果先生当时的这些言论质疑他的立场。这类指责，一部分来自卑诗自由党的拥趸，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狡辩。事实上，没变的是丁果，变的是卑诗自由党。做对的，当然要肯定；做错的，当然更要批评。对此一事的肯定并非代表对另一事的肯定。这是基本的道理。

批评丁果的还有另一类人，不理解丁果今天批评这个政党明天又批评另一个政纲，以为他“爱出风头”，这类批评实质上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和在公共领域的立场不理解。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那就是一种对社会公共领域义不容辞的道德和责任担当。当年，蒋介石要与他私交甚好的傅斯年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傅斯年断然谢绝。傅对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傅斯年坚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可能发挥监督作用。

这种精神是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坚固的果实，是我们通常所仰望的“民国风骨”的核心价值。这种精神也是一种普世精神，当年索尔仁尼琴在他一直批评的苏联政体解体后回国，转而将笔锋对准叶利钦，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那时的俄罗斯也有很多人质疑索尔仁尼琴，不理解他所仇恨的苏联已经解体，为何又将矛头对准了实行民主的叶利钦，也是因为专制体制下过来的人，很难理解这种“永远在野”的精神。

也经常听到无论是联邦还是BC省，有政党力邀丁果参选，但都被他拒绝，原因还是这个“永远在野”的精神。

我相信丁果一直秉持着这一精神，并非出自惺惺相惜的情怀，而是事出有因。2016年《高度》周刊办年会，设了几项公益大奖，为了确立公信力，我们计划按“德尔菲专家法”邀请一些人形成评委团，这些专家谁也不知道其他评委都是谁，对奖项进行背靠背评选。我们请丁果担任评委，他断然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我不能当这个评委，你们必须尊重我在你们做得不对的时候，有能批评《高度》的权利。”这就是丁果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则。

这是我们这些想在提高华人影响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精神。

我相信，也由衷希望，丁果先生能“永远在野”。因为只有这样，华人的风骨才能得以确立，我们也就能一直拥有这样一种视角——不仅时刻观察着主流社会的种种，也能时刻进行内省式的梳理和批评，让我们这个族裔能够立得更正，站得更稳。

我们也由衷希望，那些对于公共领域事务拥有情怀的人，能广泛地传播这种精神，让这种历经血与火，在民族衰败之际结出的精神果实，在海外中国人的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

本文为2018年丁果先生新书《政见——丁果省选评论集》后记

欲购《政见》一书，请与1（250）381-0087联系

全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