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先前的分析AARP研究发现，肉类摄入多的研究参与者病死率较高。Etemadi及其团队通过对超过750万人年的观察和进一步分析（doi：10.1136/bmj.j1957）发现，红肉和加工肉的高摄入与总病死率和主因病死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肝、肾、呼吸道疾病）升高相关¹。他们探讨了肉类成分的可能作用机制，发现血色素铁（来源于红肉）和硝酸/亚硝酸盐（来源于加工肉）可能致病的解释和信息。而几乎不含这2种成分的禽类及鱼肉的摄入与死亡风险负相关的事实也似乎证实这一解释。

但问题是，红肉和加工肉很可能以多种途径导致多种有害人类健康的结果。仅从一系列可能高度关联的成分清单中选择一到两种进行分析，并不能提供有效的预防策略。例如有证据显示蛋白质降解²、饱和脂肪酸³、N-亚硝酸化合物⁴、烹饪相关致癌物⁵、左旋肉碱和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⁶、饲料相关污染⁷和植物类食物摄取减少³都对健康有危害。这有点像有多个嫌疑犯的老式谋杀之谜。重要的结论是，现代红肉和加工肉的消费模式不利于人类健康。

虽然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是素食动物（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或偶食肉动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而且有证据显示人类表亲（羚羊河南方古猿、南方古猿粗壮种和南方古猿人）多为食草动物^8,9,10，人类却有长久的食肉历史¹¹。在冰河时代末期，约1万~1.2万年前，人类已磨练狩猎技能和尝食肉类¹²，并导致除非洲以外几乎所有大陆上巨型动物，甚至很多岛屿上鸟类数量的毁灭性消减。

随着转变为田园生活方式，人类开始在居住地或游牧中饲养动物来获得肉类和奶制品。由于肉类非常稀少，古希腊仅在大型庆祝活动中见到¹³，同样，在传统欧洲农业社会，每周仅能食用1次或更少，每人每年食用肉类不超过5~10 kg¹²。在富裕国家现在的肉类消费量是空前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平均每人每年消耗110~120 kg（至少一个数量级的增长）¹⁴。牲畜饲养地占地球土地面积的30%以上，大多为永久牧场，这其中意味着33%可耕土地被用于生产饲料¹⁵。肉畜和乳畜目前约占陆地动物生物总量的20%——约人类生物总量的4倍¹⁵。

Etemadi和同事们认为，从植物为主动物蛋白为辅的饮食方式转变为以动物蛋白占总能量15%~20%的现代模式，对人类健康有重大的影响¹。其他结局包括：无论是肉类或脂肪摄取过多，还是肉类中含有过多的天然或外源性促生长激素，可导致人类性早熟^16,17；畜牧业为促进牲畜生长而滥用抗生素，导致广泛的抗生素耐药¹⁸；因高价值的谷类和豆类用于牲畜饲料（全球超过97%的豆粕用于饲料¹⁵），人类可食用食物减少从而导致饥荒；使用不适当的喂养操作过程或集中饲养可导致动物性食物的感染风险增加^19,20。例如，猪可作为流行性感冒株的感染源和重组"调浆桶"，而且在牧场使用多种动物疫苗可导致出现由2个减毒株重组后的致命株²¹。

对地球生物的危害包括：蓄水层的减少¹⁵（生产1 kg肉类蛋白需要超过110 000 L水²²）；37%人为甲烷（是全球升温潜在物质二氧化碳的23倍）和65%人为一氧化二氮（约二氧化碳的300倍）的产生；地下水污染；64%人为氨气排放，其与酸雨及生态系统酸化密切相关¹⁵。因畜牧导致的雨林破坏和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交通废气的排放¹⁵。

研究团体共同认为过多的肉类消费有损于人类和地球健康，该项研究甚至为制定减少对人类和地球伤害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证据²³，但这些证据并没有引发行动。与许多当代资源过度利用和分配不均的问题一样，我们需要决定是否应现在就行动以减少人类肉类消费，还是等到地球、社会和人类健康更差，全球系统衰退后再行动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