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蔡康永写过一篇博客，说台湾父母最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这有什么用？

孩子说：我想学舞台剧。

父母就问：这有什么用？

孩子说：我会弹巴赫了。

父母就问：这有什么用？

孩子说：我在想太阳为什么会燃烧。

父母就问：这有什么用？

蔡康永在文章里万分庆幸——“我没被爸妈问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

因为蔡爸蔡妈也喜欢做无用之事，读闲书、听闲曲、养闲花、观闲景……

蔡爸蔡妈问蔡康永最多的问题是：

“漂不漂亮啊？”

“喜不喜欢啊？”

“好不好吃啊？”

在父母的熏陶下，蔡康永也爱上了这些无用的闲事。而正是这些无用闲事的滋养，蔡康永才成了全国皆知的名嘴。

他在文章结尾时总结说：

“我的成长，让我相信：

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往往才是我们人生的珍宝。”

中国人最讲究“实用”。

“我想学哲学。”

“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我想学吉他。”

“这有什么用，你能成为歌星吗？”

从小到大，从生到死，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被父母、老师、爱人、上司以及我们自己，习惯性地划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类。

弹钢琴是有用的，玩沙子是没用的。

上补习班是有用的，过家家是没用的。

下围棋是有用的，玩积木是没用的。

我们以“功名、权力、财富”为标准，如果一件事物，不能被“最直接地应用”，如果“短期内无法出成果”，如果没有“眼下能看见的利益”，我们就觉得它是“无用之物”，然后就鄙之丢之弃之。

殊不知，世间许多“大用”，都是从看似无用的事体中衍生出来的。

当我们功利地拒绝所谓的“无用”时，其实放弃了很多隐藏在其中的“大用”。

蔡康永就是最好的例子。

人的核心竞争力，超过一半都来自不紧急的事情：

读书、健身、交智友、培爱好、养审美。

高晓松出身于书香世家，他在《鱼羊野史》中写道：

“当时我家里有好多书，连走廊里都摆满了书。书柜下面都是卡片柜，那个时候没有谷歌搜索，看书得把笔记记在卡片上，这句话在哪本书第几页，于是我们家到处堆满了卡片。我常常随手捡起一本书，一看就是一个下午。对我而言，读书就像吃饭。”

正是因为书籍的滋养，20多岁的高晓松，才写出了1990年代最好的校园民谣。

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唱片行业迅速衰落，唱片公司纷纷倒闭，大批歌手、制作人因此丢了饭碗，但高晓松却找到了音乐之外的出路。

他参与制作了三档综艺：《晓说》《晓松奇谈》《奇葩说》。每档节目，都火得一塌糊涂，他也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

高晓松自己都倍感意外：

“我万万想不到儿时读过的闲书，会变成今日我谋生的饭碗。”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提问：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个回答让我心有戚戚：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你的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

日本现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毫无疑问是村上春树，他连续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写小说已经36年了，36年里，他写了50多本小说，没有遭遇大部分小说家都要遭遇的低潮期和停滞期。

村上春树为什么这么牛？他说：“我的秘诀在于喜欢长跑。”

1982年秋天，33岁的村上春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当小说家。”自从脑子里诞生这个想法后，他就为自己设定了一种雷打不动的写稿模式：

早上四点起床，泡咖啡，吃点心。

吃完就写稿，写稿四个小时。

然后开始跑步，跑10公里。

33岁之前，因为吸烟和熬夜，村上春树的身体已经胖成了一个球。但当他立下当小说家的志向后，便立即决定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如果你想做一项长期工作，就必须得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村上春树说。

所以他决定开始跑步健身，每天10公里，一坚持就是36年。

我为什么要写村上春树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时间才是真正的big boss，

再有才华的人，最后拼的还是身体。

请养成与你的工作相匹配的健身习惯。”

2005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感叹：“如果我不学书法，就不会有今天的苹果。”

“我那时痴迷书法，仅仅是出于喜欢，没想过它在生活中有什么实际应用，但没想到十年后进入IT业，我竟然用上了书法课里学到的东西。

十年后，我设计第一台苹果电脑时，便把‘书法’运用到了字体设计中。”于是世界上便有了第一台“可以实现字体排版”的电脑。很多人也因此爱上了苹果。

乔布斯在演讲中总结道：“如果我当时没有去学书法，个人电脑就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字体，也不会有这么赏心悦目的字体间距。

人生就是这样，你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但你必须要相信某些东西：爱好、勇气、因缘等等，这些东西迟早会在未来某一天串连起来，让你的生命绽放光彩、与众不同。”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芒格，就没有我巴菲特。”

1959年，巴菲特卖力地向一位医生推销业务。医生突然打断了他的讲解，果断决定投资10万美元。巴菲特很疑惑：“还没听完，你怎么就做了决定？”医生说：“你让我想起了芒格。”

“仅仅因为我像芒格，医生就愿意将血汗钱交给我打理，芒格乃何方神圣，如此有魅力？”巴菲特便决定去结交芒格。他找到芒格，多次交往后，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遇到芒格之前，巴菲特运作的基金只有30万美元，干的尽是“捡烟屁”的活。“就像在大街上低头寻找烟屁，一看到，就冲过去，捡起来嘬上最后一口。这样的投资实际就是投机。”

但芒格却告诉巴菲特：

“价值投资的前提是估算股票价值的多少。”

“估计价值区间，重要的不是最高价值，而是对这只股票的最低价值估计得是否准确。”

“为一家伟大公司支付公平的价格，胜过为一家平庸公司支付便宜的价格。”

“投资就是选最好的公司，做时间的朋友。”

芒格的这些理念深深影响了巴菲特，“芒格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从猩猩进化到了人类，从不挑食变成了有品位。”

1971年，喜诗糖果准备出售，出价是净资产的三倍。

若按照巴菲特以前的“捡烟屁”策略，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巴菲特因此而犹豫不决，但芒格劝巴菲特赶快下手。

十年后，有人出1.25亿美元购买喜诗糖果，是巴菲特买进时的5倍。1988年，可口可乐总裁基奥，发现有人在巨量买入公司股票，他非常震惊——因为股价已经非常高了，但买家仍要以超过15倍市盈率的价格购买。

购买者，正是巴菲特。这次购买，巴菲特花了2亿美元。但这笔2亿美元的投资，到现在变成了150亿美元。

正是在芒格“辅佐”下，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在过去50年里，以年均20.3%的复合收益率，创造了难以逾越的投资神话，巴菲特也由此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投资家。

巴菲特这样总结道：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与谁同行。

与智者为友，你会不同凡响。

与高人为伍，你能洞察一切。” 

乔布斯家里，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照片，一盏tiffany桌灯，一把椅子和一张床。

他说：“我喜欢极简。”他把这种极简的审美，也带到了工作与设计中。

1997年，他回到苹果公司。一上任就迅速砍掉了70%的项目，

随即又砍掉了90%没有特色的产品，只专注于iMac、iPod、iPhone 、iPad。

发明iPhone4时，他只有一个要求：“把最复杂最强大的功能最简单化。”结果极简的iPhone4，一举开创了全球智能手机时代。

极简——是乔布斯最热衷的审美标准。

“简单是高级形式的复杂，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简单。简到极致，便是大智。简到极致，便是大美。”

乔布斯这种极简审美来自于哪？来自于“禅宗”。他最喜欢去的国家是日本，他在日本有一个导师——乙川弘文。而乙川弘文就是日本禅宗的代表性人物。禅宗“无”与“简”的理念，培养出了乔布斯“极致简约”审美品位。

而正是追求极简审美，乔布斯的苹果才成了世界标杆。

美学家蒋勋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审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的竞争力水平。因为审美不仅代表着整体思维，也代表着细节思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培养他的审美力。”

人的核心竞争力，超过一半都来自不紧急的事：

读经典的闲书，锻炼一个好身体，与智者交朋友，痴迷一两个业余爱好，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

梁文道在《悦己》中如是说：

“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