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底，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途经洛杉矶，在名品店林立的比佛利山庄商业街，想买个便宜点的公文包。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一家箱包店的老板走出来，问他：“嘿，老兄，外面足足有105华氏度（相当于40.5摄氏度），你都不进我们的店来孵个空调。你怕我会吃了你不成？”
　　基尼利走进店铺，挑了个包。在刷完信用卡等待信号接通（三十多年前的信用卡完全不像现在这样便捷）的寒暄过程中，店老板、犹太人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得知基尼利的作家身份，并确认他就是自己不久之前在《新闻周刊》上看到的《南方联邦军》作者之后，激动地对基尼利说：“我想告诉您一个故事，这是个有关人性的故事。我要讲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纳粹分子，他酗酒、生活放荡、做投机生意，但他救了我和我的妻子。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大义人。”
　　这是基尼利第一次听说奥斯卡·辛德勒这个名字。1982年，基尼利推出小说《辛德勒方舟》（在美出版时更名为《辛德勒名单》），同年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及美国洛杉矶时报小说奖，辛德勒的名字进入小部分读者的视野。1993年，由另一位犹太人、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则让辛德勒这个名字闻名全球。
　　中国观众对《辛德勒名单》并不陌生。2005年，基尼利来上海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无论是在媒体采访还是读者提问环节，基尼利被问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您觉得是什么促使辛德勒，一个酒鬼、投机商人、花花公子，在大屠杀的年代里，散尽家财，拯救了上千名犹太人？
　　基尼利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说，像辛德勒这样的人物，身上自然会笼罩着无数神话和传说，而基尼利要做的，就是极力将神话与现实区别开来。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基尼利采访了50多位、散居在7个不同国家的“辛德勒犹太人”以及其他犹太幸存者，并且在普费弗伯格的陪同下实地探访了几个最重要的故事发生地，甚至还拜访了辛德勒的遗孀和律师。在将近两年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那些因为写进辛德勒名单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辛德勒的遗孀和律师，都不约而同地告诉基尼利：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按照《辛德勒名单》中文译者冯涛的话来说，因为坚持“无一字无来处”的纪实性写法，基尼利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沉重、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文风，“所有的事件，哪怕最琐碎的细节，全部都有历史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作为支撑，而且就算是当事人的回忆，也还要进行排比择选，只选用经过判断后认定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由此也导致作品在荣获布克奖后引起这到底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因为众所周知，布克奖是个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奖项”。
　　因为坚持这种“真实”，面对记者对辛德勒动机何来的提问，基尼利说，他并没有发现一个具体的、经得起众人检验的“引爆点”，“我相信那样的点对普通读者而言会更加有吸引力，忽然就有那么戏剧性的一刻，让你一下子明白过来，整个人的灵魂得以升华”。说到这里，他“啪”地一下，拍了下自己的脑袋，然后摊开双手，“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问到或者发现有这样的时刻。或许有，但除了他本人，没人知道。”
　　这也是基尼利毫不讳言自己对影片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之一。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为辛德勒设置了这样的“升华时刻”：那个行走在人群之中的红衣小女孩——这部黑白片中唯一的色彩所在，曾让阅女无数的花花公子辛德勒眼光瞬间温柔；但数天后，这抹红色却出现在了运尸车上，辛德勒由此完成从“大恶人”到“大义人”的心理建设。同样地，基尼利也不喜欢另一个煽情片段：辛德勒说如果自己卖掉别针或者奔驰车，就能多救几个人，“他如果那么做了，他就非常傻，但是他并不是傻瓜”。
　　不管是否有意为之，基尼利在书中，将辛德勒本人以及与他身份、年龄、兴趣爱好都相仿的阿蒙·戈特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对比。辛德勒与父母不和，出轨，周旋于不同的女人之间；戈特每周坚持与父母通信，长篇累牍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但就是这样一个戈特，每天神色平静地从窗口以枪击犹太人取乐；就是这样一个辛德勒，拯救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基尼利在作品中公然承认：“你仍不免会将阿蒙视作奥斯卡的黑暗兄弟，如果奥斯卡的性情不幸颠倒一下的话，他也极有可能成为戈特这样的暴君和狂热的刽子手。”
　　其实并没有那样戏剧性的一刻，音乐响起，彩虹出现，辛德勒们的灵魂得以升华。同样地，也没有那样戏剧性的一刻，电闪雷鸣，大雨突至，戈特们的灵魂划向黑暗。
　　就像，两军决战时士兵根本无法因为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分神。一匹再忠贞的战马也很难引起敌对双方共同停火的待遇。
　　事实上，二战结束后的辛德勒又回归“恶棍和流氓”的本色，与妻子分居，依靠各方朋友和感恩的犹太幸存者们的资助艰难度日，同时也没有断过交往女朋友。严格地说，辛德勒的“黄金时代”，正是法西斯最为猖獗的时代。
　　基尼利说，关于二战，或者往更大里说，关于人性，“我们真正所知的，远不如我们自以为的那样多”。
　　这，才是真实的战争，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