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媒报道了北领地以居高不下的犯罪谋杀率成为澳大利亚的罪恶之都。贫困、酗酒、流浪人群以及家庭暴力是引发犯罪的主要因素。
说到犯罪,最令人齿寒的要数变态杀手了。当代澳大利亚也曾出现过背包客杀手,手法之凶残,给这个一贯亲和的旅游国家蒙上深重阴影。今天和大家一起冷眼观察,澳洲历史上那些罪恶的人与事件。
人们完全无法将她的形象和连环杀手联系起来。像生活中那类最慈祥的外祖母,矮小,有一点臃肿,戴着厚厚的圆框老花镜,在监禁期间被亲切得称作Thally姑妈(Auntie Thally)。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两个男孩都不幸早逝),当了曾祖母,是大家族里受人爱戴的凯莉姑妈,就是那种会为你沏热茶烤好吃饼干的好好姑妈形象。
事实上,她经常拜访远房亲戚,这之后主人一家便开始病重,出现脱发、失明、寡言、神经紧张的铊中毒症状,最后痛苦得死去。若凯莉姑妈没去拜访的日子,他们的病情就稍有好转。Caroline Grills将无色无味易溶于水的铊掺在茶里(上世纪50年代较为常见的毒药),前后毒死了87岁的继母、亲家公婆、嫂子,以及投毒未遂的弟妹一家,全都是外姓亲属。女婿在她上一次投毒中近乎失明,留意到Grills在泡茶时从口袋里拿出可疑的东西掺入其中。他将私藏的茶水交由警方,检验出了足可致命的铊剂量,凯莉姑妈慈善背后的邪恶面目曝光于世人。
Caroline Grills在审判期间拒不认罪,更控诉警方威逼利诱。然而,她那番“我没有杀人,是帮助那些人活命”的诡辩言论,以及在法庭上无端大笑的神经质表现,都将她凶残冷血的本质表露无遗。
关于Grills高龄作案的动机,公众无从揣测,最后只归结为“嫉妒、愤怒和报复的内在情绪无时不驱使着她加害自己的家人”。
正如法官给出的侧写,“一个将投毒视为竞技游戏的凶手,从中获取杀人的快感和罪恶感,以及那种掌控别人痛苦的刺激体验。”
1989年3月起,一年间悉尼相继发现6具老年女性尸体(死者中一位60岁,其余年龄都在在80岁以上),无一不呈现相同的死亡姿态。脸用裙摆蒙住,双腿屈辱得张开,鞋子却被脱下来整齐摆放在身边。受害人死于钝物重击和窒息,作案工具无一不是她们的内裤,并在颈边扎了一个蝴蝶结。她们代表了凶手生命中交恶的母亲和岳母形象。
透过统一的作案风格和仪式化的犯罪心理,警方将John Wayne Glover定义为愤怒的报复型施虐狂和自恋的型人格连环杀手,媒体也随即封其“祖母杀手”(Granny Killer)的名号。
像那类善于伪装的变态杀手,Glover在社交中给人感觉并无异常,是公认与人为善的邻居形象。直到57岁大开杀戒,Glover的过往人生隐藏得很好,已结婚20多年,与妻儿住在岳母家里。和所有连环杀手一样,出生于英国的Glover有一个糟糕的童年,忍受母亲不断更换伴侣,少年时代就劣迹斑斑,猥亵、偷窃,移民墨尔本后被指控多项罪名。
触发他大开杀戒的契机不得而知,只知道在其母亲死后,Glover开始陷入与多名老年女人的婚外情。最后一名受害人是他的情人,警方缉拿他的时候正躺在死者身边企图自杀。在他终生监禁的牢狱生涯中曾多次自杀未遂,于2005年自缢身亡。
19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澳大利亚社会开办有很多营利性质的育婴堂(Baby farming),养不起孩子的穷人或诞下私生子的年轻单亲母亲将婴儿托给育婴堂收养,每周付几先令的托管费。在这股风潮中,滋生了像Makin夫妇这样利益熏心谋财害命的保育人员,将育婴堂变成阴森可怖的死亡集中营。
18岁的Amber Murray以每周10先令的赡养费将孩子托付给Sarah Jane,此后育婴堂以各种理由拒绝她前往看望。可怜的Amber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是认出了尸骸身上的衣服。更有不明就里的家庭,托给育婴堂不久便得知孩子不幸早夭的噩耗,还出资让育婴堂代为筹备葬礼。
他们哪里想得到,无辜的幼儿成了骗取赡养费后被处置掉的麻烦。关于Sarah Jane的作案手法并无确切记载,曾有邻居在育婴堂旧址里找到包裹在血迹斑斑的棉布里的生锈棒针。直到一名水管工在疏通下水管道时,发现堵塞的原因竟是两具婴儿尸体。警方相继在后院挖出了12具骸骨,举世哗然。
这场黑暗罪行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引起了当时社会对育婴机构的重视。同年,新南威尔士议院颁布儿童保护法,将弃婴的收容问题纳入政府的监管职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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