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似乎并不缺少智商——中国学生在世界各地教育机构的考试中都是佼佼者。中国人似乎也越来越想要获得情商，因为一些教育工作者担心，缺乏对情感的洞察力和表达力，会成为中国学生人生道路上的阻碍。那文化智商呢？这个概念正在不断发展。对于朱莉娅·米德尔顿(Julia Middleton)来说，文化智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米德尔顿是伦敦非营利机构“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的创始人，该机构致力于培养领导力。在全球化的世界，人们正努力成为领导者并理解他人，基于对这一事实及其重要性的思考，米德尔顿撰写了《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一书，副标题：“跨国领导者的竞争力”。该书已于5月出版。她在书中写道，自己得到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管理实践教授威廉·W·乔治(William W. George)的启发，“他跳过了对文化智商的传统学术认识，给了它一个合理的全球视角。”
米德尔顿与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名人、共同目的香港分会主席夏佳理(Ronald Arculli)一起，在书面采访中谈到了文化智商、“飞尸”(flying dead)，只讲英语的人为何错过了很多东西，以及中国这个传统上只关注自身的国家如何适应这样的范式。除了标注为来自夏佳理的言论，其他所有的回答均来自米德尔顿。
问：你能给我们定义一下“文化智商”吗？你如何产生了自己的观点，文化智商会带来什么？
答：在我看来，文化智商在于跨越界限，在不同文化中茁壮发展的能力。
我是从父亲的经历中萌发出的这种想法。他是一名交易员，去过很多地方。他发现飞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领导者。他曾经担心，我们的世界就掌控在这些领导者手中。就因为到过很多地方，他们就自认为很国际化，但实际上，我父亲把他们叫做“飞尸”——频繁地出差、抵达世界各地，却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到的地方，只会用飞行里程来量化文化智商。而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在这个世界搭建桥梁的人，让世界更有凝聚力。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知道文化智商很重要。而当我完成此书时，我认为自己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我认为文化智商在未来将是成功的关键：成功的领导者；成功的文化；成功的城市，以及成功的国家。让它们蓬勃发展并最终成功的，将不仅仅是应对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社会的能力，而是从中受益的能力。
归根结底，我认为文化智商意味着开放；意味着拒绝在自己的文化中固步自封，拒绝推开你面前的大门；意味着相信其他文化会增强，而不是稀释你自己的文化；意味着愿意利用所有机遇——无论是有益的，还是不令人愉快的——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智商。
问：在中国，人人都很熟悉智商这个概念。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情商。但是文化智商是什么呢？你如何把自己的观念传播出去呢？
答：这个过程将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者会到世界各地游历，领导国际团队，在非洲那样的地方工作；因为他们的孩子会有更高的志向，他们也不得不学会在团队中激励孩子们；因为大型城市（这些城市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世界上最有才能的青年会聚集到那里）的管理更加需要合作；因为有国际抱负的企业会意识到他们需要有文化智商的雇员，并寻找这种人才。因为他们会意识到，要“像自己人一样”领导别人，需要的不只是情商。
问：能讲讲你在上海和香港开展的和领导力有关的工作吗？你认为从中国的教育制度走出来的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呢？
答：最大的优点是智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几乎仿佛是天生具有颇高的智商，而教育制度无疑让这一点得到了强化。这导致人们非常关注他们的领导力和生活方式。中国的教育制度充满了极其激烈的竞争，塑造了大量实现目标的动力和志向。
最大的弱点——几乎与上述情况相矛盾，最大的缺点是过于专注，有时缺少观察背景的能力和愿望。
问：在跨国环境下长大的人，尤其是孩子的文化智商会自然而然地得到练习吗？还是说文化智商距离进入主流有着很长一段路？
答：或许孩子的确天生具备文化智商，但问题是，随着他们接触到更多的条条框框，并逐步认为不管自己降生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唯一或最好的，他们就会迅速忘记文化智商。游历大有帮助，尽管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游历带来的错觉，东方人或西方人会去到新世界里，他们自己世界的飞地。这种情况下就很危险了，他们会自以为拥有文化智商，但其实真正有的不过是护照上的印章。
比如，一些学生出国留学，为成为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付出了时间，但对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或与他们一起生活或学习的同学却一无所知，而这些同学很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到2020年，全世界留学生人数将从每年400万的水平上增加一倍，到每年800万。（数据来源：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文化智商唯一的保障是，鼓励好奇心、不压制分歧的父母、教育工作者和雇主。
问：香港是典型的跨文化城市，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你或夏佳理能解释一下，香港在文化智商版图上处于什么位置吗？以及这个城市能向世界贡献什么？
答：（夏佳理）香港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城市。在历史上，它的增长和演化让这里成了一个典型的代表文化智商的城市。这种文化智商不是一夜之间获得的，而是经过了很多年。我们可以把香港比作一个在养父母的看护下，在自己家里出生的孩子，这个孩子最终和亲生父母团聚了。香港获得了来回跨越界线，穿插于不同世界之间的能力。这是香港人生活必备的技能。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核心”和“灵活”感。周遭的环境现实往往会让这种感觉增强。1997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回归中国。在香港文化智商的旅程中，此事既十分单纯，又极为复杂。全世界都能从香港的旅程中学到很多。
问：文化智商的世界观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挑战又主要源自哪里？
答：文化智商面临的挑战是，不用单纯的说教，而是要让下一代人信服文化智商的重要性。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谈起“管教年轻人”。我建议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必须相信，他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让下一代人自己发现这一点的必要性从未如此之大。
（夏佳理）我读法学院的第一天，导师就告诉我们，他会教给我们很多法律知识，但他无法教我们生活。他说，在生活方面，我们必须走出去，进入世界，和人交流；去分享经历，而不仅仅是拥有经历。
问：你们怎么看待“最佳实践”的概念？到了某个节点，人们是不是必须承认，某种方式比另一种更有效，或更好？
答：（夏佳理）在我看来，最佳实践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相信这种概念会妨碍你发展文化智商。因为这个概念意味着，存在最佳实践，存在最终状态，而这会鼓励领导人，一旦自认为已经做到了，就不再改进。文化智商是一段永远没有尽头的旅程。
问：多语言对文化智商有多重要？在多语言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有优势吗？
答：语言是文化智商的一大障碍。想想代际之间的不同语言吧：新出现的和不再使用的表达，年轻人采用或上了年纪的人记忆中的说法，往往会让这两群人出现分歧。
想想不同领域的行话，它们的设计意图就是为了让各领域相互分离。而且，每种行话都会把外来者挡在门外。“赢赢赢”这种表达让东方和西方分离开了，也把私营领域和非政府组织区别开来。我经常听到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低声抱怨，私营领域的老板“把什么都能变成竞争”。我也常常听到私营领域的领导人为“非政府组织的那些连篇废话”心焦。有时，语言似乎被用来设置陷阱，为的就是让人们出错：让他们误会，或是说错话。前不久，一个同事加入了警察队伍。第一年，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掌握一套新词汇上。“有一大堆只会在警界出现的自造词，”她告诉我。
我们都有自己的私密语言，不过，对于在何时使用、该如何使用（以及用到谁身上）的问题，寻找文化智商的领导人必须要极其谨慎。至少英语的广泛使用，让跨文化沟通变得更加容易了。目前，至少在75个国家，英语要么是拥有特殊的地位，要么就是官方语言；全球总共有20多亿人口说英语。这一点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世界各地的人会越来越多地变得使用同一种语言来交流。这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以及文化智商的发展程度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天，全球许多国家的家长宁可忍饥挨饿，也要付钱让他们的孩子学说英语，从而让他们的前途获得飞跃。
虽说这种“共同语言”能在某种意义上降低获得文化智商的难度，但我却真切地担忧，它会在另一种意义上大大提高这种难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大部分人口都通过第二语言（首先是南非和印度）交流。这种交流的缺点是有时人们会词不达意，误解频出而且持续不断，人们的用词越来越冗长，句子也相应地越来越长，意思却被忽略了。
英语的统治地位还给第一语言是英语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英语极有可能是他们唯一会说的语言，这可能是一大弱点。今年夏天，我会见了一家志在全球的大公司的董事长。我问他，他的董事们一共会讲几种语言。他自信满满地微笑着说，“四种”。我思忖片刻，又去看了看名单。然后我问他，如果不把荷兰人算在内，会是什么情况（因为荷兰人多半会说多种语言）。如果是那样，董事们会说多少种语言？他停顿了一下说“一种”。
所以，许多第一语言是英语的领导者，没有学过第二语言。可是，假如他们的语言是优势语言，学不学又有什么关系？我想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很大。原因有几点。
首先，他们从未亲身体会过那种试图让别人理解你的意思，或是用第二种语言沟通时所产生的深深的挫败感、尴尬感和舌头打结的痛苦，因为你的思维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奔涌，而舌头和可怜的大脑（以及所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器官）正在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磕磕绊绊、语无伦次地往外蹦词。即使他们真的尝试了，那也只是短短一瞬，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只说英语的人从未真正地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沟通，都处在次优水平。如果你和只会讲英语的大学生对话，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告诉你，自己多么渴望自己能“全球化”。可是如果问他们为什么和留学生相处的时间这么少，他们几乎总会回答，“你知道的，他们的英语不太好。”
第二个问题是，只会说英语的人不明白翻译有多复杂、多微妙，多么容易造成误解。我会讲法语，所以有时候会被人问到翻译问题。都是事务性的简单翻译。但实际上，那些甚至都不是翻译，人们常常问我准确对应的语汇：“法语里和……准确对应的词是什么？”当你磕磕巴巴地琢磨答案时，显得愚蠢的仿佛是你，而不是问出愚蠢问题的他们。几年前，我曾在一个领导人会议上用法语发言。在我之前，是一位用英语发言的人。除了是在重复呼吁领导者开展更多合作外，他的演讲颇为成功。在休息时，我塞给他了一张纸条，告诉他在法语中，“合作”(collaboration)这个词的含义略微有些不同，合作的人是指二战中的叛徒。他的反应是，在我给他的那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下了一句：“他们应该学英语”。我一直保存着那张纸条。
第三个原因是，只会说英语的人时常认为，如果另外一个人也说英语，那么他们共同拥有的就不仅仅是一门语言。但正如埃里克·托马斯(Eric Thomas)所说，“英语只是一门语言：不是一种文化。”
问：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你觉得领导力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时刻，怎样让它不那么有威胁性，而是更有建设性？需要要从孩子开始吗，成年人会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没法学习文化智商？
答：成年人时时刻刻都在学习。而孩子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遗忘。
我发现，商业领域正在领导变革；大学开始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富有吸引力的大城市里的学生，实际上有机会从全球化的经验中学习，但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做；全世界的人才都聚集在那些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希望团队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领导者会失望。我也看到政治很难跟上脚步，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政治是一种非常本地的活动。我发现，因为领导者能非常高效地利用互联网寻找和发现跟自己一样的其他人，所以互联网即带来了机会，也让他们失去了机会。
问：在这种开放、合作的世界观中，民族国家是一个主要障碍吗？民族主义呢？我们需要朝着后民族的世界努力吗？
答：作为一种基于“最佳实践”的观念，而且认为这种最佳实践是“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民族主义肯定是个问题。然而，能够让今后的情况发生改变的，将是那些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城市。我认为，这些极为复杂的城市不会在意什么规范。它们明白没有一定之规，也明白持续不断地革新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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