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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对企业来说既是祝福，又是诅咒。这篇文章教你如何调整过于乐观的前景，以避免时间计划和预算双双落空。

对于未来，人们往往会比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的想得更加美好。有些人认为，坏事不太可能临到自己头上。就像抽烟者，他们以为是别人，而不是他们，会得癌症。同样，新婚夫妇也丝毫不考虑离婚率的事。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乐观主义偏爱”。在商业和管理中，这种偏爱既是祝福，又是诅咒。

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为他在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卡尼曼是全球行为金融学的教父，他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并非基于人类合理行为的一个领域，事实上，它充满了认知上的偏爱。

而乐观主义是最大的认知偏爱之一。卡尼曼在他2011 出版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写道，“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世界比真实的它更为良善，我们自己的特质比真实情况有更多优势，我们的制定的目标比实际情况更易实现。”

乐观主义的危险

乐观主义偏爱可以成为一项重要资产。它鼓励我们尝试新的事物，并探索各种可能性。卡尼曼说，乐观主义者在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方面发挥着不成比例的作用。“他们的决定影响世界；他们是投资者、企业家、政治和军事领袖——不是普通人。他们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寻求挑战并承担风险。”

但是，乐观主义者并不总是过着充满阳光的生活。情绪往往会取代合理的思维。正如卡尼曼所说，我们只要少做一些决策，就都会成为更优秀的投资者。

乐观主义也会鼓励人们采取冒险的行动而没有适当的防范措施。“我们都相信，我们能对事情进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真的。但是，我们高估了我们的控制力。”悉尼大学辅导心理学家卡凡纳（Michael Cavanagh）如是说。

乐观主义偏爱也会导致对预测的高估。卡尼曼和另一位心理学家塔维斯基（Amos Tversky）在1979年首次提出“计划谬误”的概念，它是指我们系统性地低估了任何项目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投入。

“过度乐观的预测很容易导致期望收入与已实现收入之间发生更大偏差。”Frontier Economics高级咨询师Simone Wong如是说。她也参与公司的行为经济学团队的工作。

Wong引用了汉舍（David Hansher）和Zheng Li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就澳洲最新修建的收费路而言，第一年的实际车流量与预测水平相比，平均要低45%。Wong进一步解释，“计划谬误描述的是这种情形：项目经理认为， 与他们知道的其他类似项目相比，他们完成自己的项目会用更短的时间，更低的预算，但却收益更高。”

乐观主义者更愿意把好的事情归功于内因而把坏的事情归咎于外因，而这也会使他们犯错。

“同样，他们往往把好的事情归功于永久存在的因素，把坏的事情归咎于暂时因素。”卡凡纳解释道，“更为乐观的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控制力，而低估其他人和周围环境的影响。”

相反，悲观主义者更容易低估自己的控制力。卡凡纳说，具有悲观特质的人往往更加精确。“这里说的是与失败相关的风险水平。如果你认为你擅长跳远，有80%的概率跳过一条峡谷，在这个问题上你真的想要乐观主义偏爱吗？要是没有跳过去的话，那结局可是死啊。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你也许觉得，要过这条峡谷需要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因为你打算建造一座桥。”

按现实调整

如果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偏爱，那我们如何能控制商业环境中的风险呢？作为开始，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行为经济学，用它来调整现行政策，并帮助改变人们的行为。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做事是被说服而非被催促的话，那末我们就更可能做对的事情。

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推动小组”，其官方名称为“行为洞见小组（BI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改善公共服务，该小组试图改变个人层面的决定。BIT称，自从2010年成立以来，它已经节省公共开支3亿英镑。举一个例子，该小组关于告诉逾期纳税人同城多数人已经缴税的想法，使得纳税迟缓者做出回应，从而每年增收3000万英镑。另外，英国法院服务关于催缴罚款的个性化文字内容也减少了法警的干预达15万次，并节省3000万英镑。

BIT帮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于2012年在澳洲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新南威尔士行为洞见小组采用行为经济学来处理收税、支付罚款、受伤员工回单位工作等问题。

Wong说,“在经济学中加入这些额外的方法大大丰富了对人类行为和顾客决策复杂性的理解。”

对认知偏爱的了解，也会鼓励决策者在对未来作出计划时更重视过去的结果，这样就不必担心人类乐观主义的必然性了。

卡凡纳解释道，“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确实有这些偏爱，我们就应该安排应急资源或计划，表明我们可能高估了收益而低估了成本。所以，我们要包括一些成本的调增和预期收益的调减。也就是说，务必要保守。”

文/ Susan Muldowney 译/ 章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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