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麦GA

新浪财经加拿大特约观察员，叶毓蔚写了一篇关於加拿大留学生的故事，内容值得我们反思。虽然笔者写的是加拿大留学生，不过在澳小麦的眼里看来这文章也道出了澳大利亚留学生的心情。

作为一个家境不错、有时难免自视甚高的孩子，他期望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找到认同，却发现留学生的圈子其实一直在分化。大家心思各异，今天走在一起的，明天已各奔东西。孤独，是留学生涯最大的痛。

在中国，少年留学已呈井喷趋势。从精英阶层到普通工薪族，家长们卯足了劲把孩子送往海外，而且年龄层越来越低。

以多伦多为例，过去的五年里，国际中学生突然飙升了40%，其中约四分之三来自中国。今年10月底，加拿大第一经济大省——安大略省省长韦恩将带队访华，其中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展示安省的学校和教育资源，“We welcome international students(欢迎留学生)！”

这注定是一个会被非议的群体。物质生活对其中很多人而言实在太过容易，而各种富二代飙车、酗酒、闹事的新闻，也让这个群体多多少少有被“妖魔化”的趋势。

但在所有关于“利弊”、“得失”的讨论中，唯独这些孩子本身的感受，不太容易有全面的窥探。少小离家，缺乏父母的陪伴，十几岁的年纪，从留学到定居，从茫然到默然，在许许多多的十字路口，挣扎，翻腾，不安，煎熬，各种情绪，少有人能真正体会。

我们习惯用量化的结果去衡量付出和收获，可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真正能与人言说的，或许只有他们的“经历”与”体会“。

今年才24岁的小A，自嘲已经是个“老多伦多”了。自2007年从深圳赴多伦多，历经高中2年，大学4年，毕业找工，直至今年以非常迅猛的速度结婚、生子，他完成了很多人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人生历程。

听说我想写少年留学生这个话题，他的第一反应是：“写！全写出来才好！也让父母，朋友，还有那些每天在网络上喷留学生的人知道这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就读于名校金融专业的小A，眼下从事一份金融客服的工作。他的同班同学中，有的在银行找到了TELLER(柜员)的工作，有的像他一样做了理财顾问，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能去餐馆打工，做与专业完全不相关的工作，或索性以备考证书、继续深造为由，回避与这个社会的正面接触。这批曾带着憧憬踏上加拿大的年轻孩子，在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徘徊、抉择，短短的7年时间，已然有了回首来时路的意味。

“怎么想到来加拿大的？听父母的呗！”

和很多孩子一样，小A的出国之路源于父母的决定。从事金融业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去各国游历，加上姑姑一家定居加拿大，因此当高二的某一天，父母突然宣布“你准备去多伦多吧”时，他并没有太多的惊讶，仿佛这一天迟早要来。

对于很多人曾担心的“思乡病”问题，他的否定式回答非常干脆，但对于留学生涯机械而麻木的一面，他却有诸多感慨。

“洗衣做饭，各种日常琐事不用说了。名目繁多的考试，来自父母的压力，分分钟能压死你。那真是，一天分三十六个小时来用都觉得不够！”

更深的不安则来自于如何与这个陌生的环境和平相处。

他曾经很激烈地表达自己对于那些传统意义上“上进”的好孩子的不屑：“这么努力地整天和外国人混一起，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不是装孙子么！”

是啊，作为一个家境不错、有时难免自视甚高的孩子，那个时候的他，想的无非是以后拿了身份就回国，在这边犯得上为了这些东西而努力么？凭什么啊？为什么啊？

甚至对于身边那些常理上应成为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标杆”的长辈，他也是充满了困惑：辛辛苦苦读书，找西人大公司，讲英文，行事做派比白人更像白人，跻身中产——然后呢，这就是生活的终极目标？

他期望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找到认同，却发现留学生的圈子其实一直在分化。大家心思各异，今天走在一起的，明天已各奔东西。孤独，是留学生涯最大的痛。

生活对这些孩子已经够优渥，他们不需要像十几二十年前的前辈一样赚钱养活自己支付学费，即便打工也只是体验生活而已。如果他们再诉苦，换来的可能是一句不知好歹。可这几个春夏秋冬要如何面对，却没有答案可以供他们遵循。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A，在如愿考上名校后，突然在大二的某一天转变了想法，从一心想回国，到坚决想留下来：“一定要先拿到枫叶卡，有了身份再做其他打算。”

他歪着头，以一副回想当年的姿势聊起当时的决定，并反问我：“你想想看，从高中到大学，成长路上最重要的阶段都是被灌输了加拿大思维，你觉得回国还能适应吗？你还能和以前的朋友谈到一块吗？你还能在那个已经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吗？大学过了快一半，这是个不得不做决定的现实问题。”

经济因素也是决定移民的一个重要考量。除非真是大富大贵到了完全无视物质的程度，否则这些年的投入产出比也是这些孩子在决定去留时不得不衡量的事。语言班到高中，再到大学，父母下的血本自不必言——按照多伦多教育局的现行标准，公立高中的学费和健康保险费一年约为13,000加元，食宿费每月至少也要1000加元，再加上书籍文具、交通费，每年至少在25,000到30,000加元左右，私校更甚。

至于大学的费用，小A就读的学校，第一年时的学费约23,000加元，之后每年攀升，现在留学生读商科仅学费就已经高达3万多加元一年，更不用说其他各项生活费用了。

事实上，小A的同班同学中，除了个别已由父母帮助在中国找好工作的，绝大多数还是想尽办法希望留在加拿大，好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些年物质和精力的付出。至于加拿大身份代表的意义，是今后往来的自由，还是事业发展的助力，似乎没有人在此刻真正关心：“如果留都留不下来，讲长期规划有什么意义呢？”

坦白说，如果将留学作为一项投资，核算这笔巨额投入什么时候能达到“盈亏平衡点”，估计会得到令人沮丧的结论。现实的情况是，即便这些孩子努力读完大学，找到工作，短期内也只能得到一份可以维系自己日常生活的薪水而已。

小A算是幸运得到一份工作，但他现时开的价值5万加元的豪车，住的地段不错的公寓，无疑只能是来自父母的资助。同龄人中，经济完全独立的，目之所及也是极个别的案例。

对于很多当地加拿大人来说，自有房产，好车，不必斤斤计较的日常生活，是年近40岁才能达到的水准。而对于1990年初和2000年初两代移民潮过来的华裔，这样的日子，更是要苦过多年才能到手。这也使得他们面对现在的留学生时，有种复杂的心情。

小A有个早年即跟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的表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当年我们住地下室，写作业都要趴在楼梯上呢！”对于小A买的车，第一个反应是：“刚毕业的孩子，买这么贵的车，不怕费油么？”

小A嘴上不说，心里却不以为然：“如果我有条件过好点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苛刻自己？”甚至有的时候，对于这些轻易得到的东西，他的内心有抗拒：“你以为这些东西是白得的啊！我拿了这些，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被父母意愿“绑架”呢？我倒是愿意住地下室，坐公交车，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一切慢慢来。可这也得看父母愿不愿意啊！”

而对于“挥霍父母资产”的评价，他则认为至少自己算不上——即便留在中国，父母同样得为孩子的就业工作、男婚女嫁操心，买房买车也是一样不少，而现在，自己好歹也上了北美名校，不吃喝嫖赌，不买假文凭，生活费独立，各种经济支持拿得不算特别不好意思。这真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的写照——一方无私付出，其实内心仍渴求回报，另一方无力拒绝，却期望精神上的理解。像小A这样的，已然是某种形式的相互体谅。

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即便父母愿意资助，更多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如意的留学生还是被迫要离开。而一旦回国，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海龟变海带，每月几千元的薪水，较之当年的巨大投入，无疑会给这些孩子本身及其父母带来更沉重的心理负担。

找有当地身份的伴侣是一个选择。其实这也不是多么不靠谱的事，留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家境优渥，在世俗的眼中是极好的结婚对象，两情相悦，也是好的结合。

小A的新娘子是他读大学时房东的女儿，也是他的校友。他说他希望早婚，因为无论是深圳还是多伦多，都不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城市，而他愿意用安定的家庭生活开始新的人生。至于以往分分合合的校园爱情，各种不甚得当的人际处置，他不愿意多谈，只想翻过一页从此告别过往。

我本来想说，太过年轻即为人夫为人父，又怎么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可是一想想自己的朋友圈，谈了十年恋爱再结婚的仍然是分分合合，顿时觉得很多话无从开口。

但摆在小A面前的未来仍然面目模糊。

如果小A移民成功，他身为国企管理人员的父母将可能面对“进”、“退”的选择。但倘若以父母的“退”来换取这边的“进”，意味着后续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面临新的压力。这是否是现时的小A能承受的，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法断言。

问他未来如何打算，他似乎也没有更明确的目标：“这2、3年，就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做好，说不定就熬出头了呢！”

那么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呢？

“我希望能把加拿大作为稳固的根据地，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回国发展，或者去越南等其他机会多的地方都可以啊。这些年的北美经验，总应该有用得上的地方吧！”

这个时候，他眼中隐隐闪着光，有年轻人的天真和热情。

（來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