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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闻1.加航：没有仙女般的小姐

70年代后期，楼上的人还在打肚皮官司、争论该搞还是不该搞的时候，胆大妄为的温州人早就开始跑单帮了；为求活路的安徽小岗村人，也已经豁出去分田单干了。直到楼上赞同搞的人说了算以后，老实巴交、对楼上忠心耿耿的各地人，才像温州人和小岗村人那样干了起来。

这一干不得了，前几年还在饿肚子、愁穿用的人们，一下子温饱了，还有些人富起来了。过去主要是为官员和洋人服务的民航机，一下子涌进了不少普通人。亚东的一曲《向往神鹰》，道出了许多人对乘坐飞机的向往。歌中还唱道：“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给这个向往涂上了一抹玫瑰色彩。

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而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做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吧，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

90年代末，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其中有一位，如在中国的话，应当是退休在家含饴弄孙，或搓麻将，或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的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体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我也万万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地奇特打扮。

那时，北极航线还没有开通，从上海到温哥华要在东京转机，飞行时间要10几个小时。长时间呆在座位上，人很难受，我一有机会就离座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暗板漏进的光看书。我的举动，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也被美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此离座自由。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趣闻2.消失的西装革履

与新中国一道成长的这几代人，不仅与这块多灾的大地一道兴奋、一道糊涂、一道饥饿过，也一道疯狂、一道惊醒、一道骄傲过，还与这块多难的大地一道迷惑、一道流行过。

流行大翻领、双排扣的列宁装时，他们还太小或还未出生。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装时，他们中有些人赶上了。而绿军装的流行，则是通过他们中的不少人来实现的。这没有缀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后来换成了西装和领带，并配上了铮亮的皮鞋，让这时髦的流行历久不衰。

这真资格的舶来品，出现在了不同肤色人杂处的国宴上，也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旁。它们成了国家走出封闭状态的标志，也成了青年乃至老年人开明进取的象征。一句话，着西装革履，就是有型、有格。哪怕打皱，哪怕材质粗劣，那也是有型有格的身份表现。

有了如此的全民共识，这舶来品就有了超过其他装束的持久力，也有了人民代表也比不过的广泛性。也因而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是穿之四海而皆帅的好东东。当在毫无悬念的属于西方的加航机舱里，猛然看到短袖体恤衫外套背心的空大爷时，我们理所当然地大吃一惊。不过，古怪的，不仅在飞机上。踏上这个美国邻居的土地后，种种怪怪的感觉，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群自以为是入乡随俗的西装客。

我们来自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这井然有序，又是和制服联系在一起的。除国家层面的军队和警察有统一的制服而外，还有城管、工商、税务和兴旺发达的保安等等制服大军。在西装革履越来越成为官式业务和经济活动包装的同时，制服大军也日益壮大。这支醒目的制服大军，已无处不在，我们不能设想：社会如没有这支制服大军，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可令我们纳闷的是，在加国这个种族齐全、经济发达、犯罪率很低的国家，竟然难得看见穿西装的人，更难得看见穿执法制服的人。

在加10来年时间，说来难以令人相信，我仅有三次见过穿军服的人。一次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区，恰逢纪念二战的国殇日，一群早已退伍的老兵，穿着那个年代的军装、胸佩奖章游行。还有两次看见的是同一个人——我在加国认识的一位朋友：一次是他参军不久后到我家来，全身戎装给我一个惊喜；一次是在他家聚会时，他换上军装与大家合影。

至于工商和税务，申办公司，只需交几十元查询名称是否重复，无须注册资金，不到一个小时就可搞定，没看见谁穿了那表现权威的制服。而缴税，是通过邮件或网上来完成的，至今没见过税务官员。而警察，大概是在加国见得最多的制服人，也无法同我亲爱祖国的大城市相比 ——没有红绿灯故障、没有交通的突然壅塞，是难得见到他们的。当然，如果你发生车祸或其他意外，他们也会很快出现在你面前。

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是上金融街，那里的白领上班着统一西装；二是到旅游点，首次到加国来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我所在的公司，也只见过大经理一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中。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而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西装革履不离身。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地出现在我打工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

土气啊，加拿大人确实太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本来的土了。一回国，就有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说她姐姐，穿得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从前的同事们告诉我，他们能一眼就看出其中哪些人是从加拿大回去的——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趣闻3.乡巴佬之国

我祖国的同胞们，用土气来概括加拿大人，是很准确、很有眼光的。

‘土气’，据说源于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种庄稼农民。与之相对应的，是‘洋气’。那是享受农民与土地打交道的成果，而自己不用沾泥带土的城里人的专利。我和我来自大陆的伙伴们，探讨过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的加拿大，为何它的居民，土气到穿着休闲服和旅游鞋，走过四季、走遍世界。我们的共识是：加拿大整个就是一个乡村。用成都话说，生活在加拿大，就是生活在乡坝头。乡坝头的人，就是乡巴佬，乡巴佬不土气，那才是怪事。

人们常说，是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决定人的行为。也许正是加拿大的乡村环境，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呆久了的人，让我们的城市同胞，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那么土不啦叽的。

渥太华和北京，是加、中两国各自的首都，但二者是根本无法相比的。随便拿北京的哪一个区，都会盖过渥太华——不管是繁华程度、城建规模，还是人口数量方面，渥太华在北京面前，最多算得上是专县小城，休想像北京那样车水马龙、热闹得要排轮子才能上街。

多伦多和上海，同是加国和中国各自的第一大城市，但这两个第一的差距实在太大。上海人口已将近2000万，但多伦多才250多万，把周边城市算上的‘大多伦多’人口也不过500多万，仅与上海的‘外来人口’差不多。拿房屋的高度、高层建筑的数量来比，多伦多输得一塌糊涂。只有倒过来，用没有建筑物的空地来比，多伦多才可能是赢家。那些夏天长草长树、冬天盛雪结冰的空地，不正是让人变土的农村景象吗？

并且，加拿大人的心态，还在日益乡野化，注定了他们不仅现在土，将来一定会更土。熬到冬去春来的日子，政府设立的堆肥场定时向公众开放。此堆肥，并非我们在中国时所说的农家堆肥。它们是从各家各户收集的厨房垃圾和花园垃圾，经集中处理后变成的肥料。每到开放日，汽车一早就排起了长龙。自觉自愿做农工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将这些免费肥土铲进自备的袋里、桶里，然后拉回家。春夏秋三季，从事花园农活的兼职农民随处可见。即便是公寓楼的住户，没有私家花园，也有充任兼职农民的。他们是通过向政府申请一块免费公地，去享受耕种的欢乐。农贸市场上那些鲜活的产品，有些就是出自这些兼职农民之手。

趣闻4.一土到底捆绑城市

保持加拿大的乡野景色、争当兼职农民，成为加拿大人把土气进行到底的乡愿。这一土到底的乡愿，也难免不受到工业化、商业化的挤压。

多伦多西南侧有一个叫密西沙加的地方，36年前建市时还只有15万人，可现在约有73万人，已是加国第6大城市、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昔日的绿野，被房屋、公路等占领；过往的宁静，被车流、人流和机械的喧嚣替代，可爱的乡村美景，被城市这头怪兽无情地撕碎。

怀抱一土到底乡愿的加拿大人，被城市怪兽的快速扩张所震惊。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绿色家园，任由钢筋混凝土侵占。他们汇入了始于欧洲的绿色环保潮流，执意要通过立法，构筑起一个强而有力的绿色地带(Greenbelt)，将城市这头不断膨胀的怪兽捆绑起来，以遏制它的为所欲为。

当然，也并非所有加拿大人都那么冥顽不化、非要一土到底不可。特别是这对‘土’的执着追求，伤害到他们发财的机会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站出来，竭力阻止设立绿带法案的通过。例如部分农场主，等着城市发展提升他们土地的价格，可绿带法案通过后，势将阻断他们的发财梦(他们的担忧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绿带设立后，绿带内的地价下降了30%)。还有地产商，他们本来就是靠着城市扩展而赚钱发财的，怎能容忍自己的财路被堵塞。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虽然很有钱，可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钱并不是决定一切的。钱要与权结合起来形成势力，特别是要买到民意，是太难太难了。民调显示，安大略省有90%以上的人支持绿带法案，散居于不同社区中，拥有法案废立权的政客，逆民意就可能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的他们，不得不跟从民意。2005年，绿带法案通过，在南安省划出了一块180万英亩的绿带(Greenbelt)。

趣闻5. 傻乎乎不顾国家脸面

在我们的语汇里，土气和傻气往往是一家子。年复一年的春晚，压轴节目通常是赵本山的小品。逗得观众笑翻了的赵氏小品，有人说是专拿农民开涮的，荧屏上他们的土气和傻气，让上亿人乐了，也让赵氏公司发了。此说是否中肯，不是俺的兴趣所在。俺觉得有趣的，是地球另一面的加拿大人，他们的土气和傻气也是联在一起的。

初到加国时，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书店，里面都有舒适的顾客座位。舍不得付买书钱，坐在那里不掏一个子儿地看书，想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如此一来，买书的人数是否会大打折扣呢？也许我的同胞倾向于这种思维，所以同在多伦多，在华人的书店里就找不到顾客座位。这类商业上的傻冒行为，当然不会是孤例。走出商业领域，傻例就更多了。

前年(2010)夏天，G8-G20峰会，相继在安大略省风景如画的小镇亨茨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拿脸的事。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当脸泛红光、无比自豪。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

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景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浪铺天盖地于媒体。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群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中曾几度与警方发生冲突，一些人在冲突中被捕。

示威组织者和峰会会场所在地的居民，不仅不从国家脸面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竟然还将警方和峰会组织者的政府告上法庭。不附属于政府，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法庭，居然也判决其中部分属警方和政府败诉。人不得不放，还得对胜诉人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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