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 研讨会暨
《美国蓝皮书（2015）》发布会综述
李墨 刁大明
2015年6月4日，由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应邀与会发言。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郑秉文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与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傅莹：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
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一直是两国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关心美国的发展与变化，了解其中的事实和原委，寻找推动合作和处理分歧的答案。作为蓝皮书荣誉主编，傅莹女士就当前美国战略界对华的多元看法以及中美稳定相处之道进行了重点主题阐述。
当谈到最近访问美国国会和智库印象时，傅莹将当前美国对华的多元看法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悲观派”，强调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冲突难以避免；第二类是“乐观派”，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带来更多机会，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第三类可以称为“谨慎派”或“焦虑派”，担心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会重现。在美国智库和媒体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做什么都会引发美国的关注和疑虑。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傅莹指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傅莹提出了三条建议，一、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二、避免相互刺激的行为，加强对两国关系中风险问题的管理，防止危机的发生和失控；三、中国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傅莹指出，中国处在大而不强、似强未强的阶段，作为一个学习中的大国，可以从对美国这个有经验的大国的观察中学习和趋利避害，同时也需要多向美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的观点，避免外界在不完整、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对中国做出判断。
（二）蔡昉：推进符合中国需要的国际研究
作为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应该懂得外国听众；而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应该清楚中国的实际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以“国际问题研究消费者”的身份提出了对国际问题研究的要求。
蔡昉指出，研究中国问题，就是要向外国听众讲好中国故事，而研究国际问题，就是要切合中国国家发展大势的需要。这两个方面互相交叉，是同一个问题。
以“收入分配”问题为例，这个问题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老百姓希望可以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成果，特别是临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大家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在国际上，收入不均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美国收入不均的问题尤其严重。中美有共同的问题，存在着一些交集。
蔡昉在发言中说，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按基尼系数计算是比较高的，但从2009年达到峰值之后已经逐年缩小。这和他当年（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更快。接下来就是“库兹涅茨转折点”，收入差距应该缩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然而，为什么沈大伟教授说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因为他看了一些研究者的研究，即只基于对一年数据的计算就得出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61的结论。将这个数据放置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比较的话肯定是最高的，但不能以此为据。在所有国家，统计中都可能会遗漏两个方面，最富的人群和最穷的人群都比较难进入统计中。有些中国学者尝试着把这两部分人群纳入统计之中，最终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是0.61，这种方法和研究方向是有意义的。但这种特殊的研究是不能进行国际比较的，也不能证明中国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
蔡昉在发言中还谈到国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的针对性问题。他认为，西方学者并不是利益中性的，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例如“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指出，自由贸易可以给所有参与的国家带来利益，这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倡导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然而，美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收入差距两极分化以及贫困等一系列问题后，美国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21世纪萨缪尔森又重新出了一个版本的“贸易理论”，其中运用了很多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全球化并不会使所有国家均等的获益。具体来说即中国是获益者，美国是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是受损者。还有经济学家论证得出，外包毁了美国的经济，劳动力市场中间的、具有一定技能的制造业岗位全被中国拿走了，美国只能在最高和最低层次的劳动产业段发挥自己的优势。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必然导致收入的两极化。他说，可见，我们研究国际问题，是要为中国的特定需要服务，应该知道中国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也要知道外国听众是怎么想的，要针对不同的听众用不同的应对方法来解疑释惑。
（三）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以及战略的近期发展态势
为了更为有效地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稳步发展，有必要清晰把握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并密切关注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整体变化趋势。《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5）》分别对相关提议进行了专论，以期对美国近期发展态势进行全景式的剖析。
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社科院美国所王欢副研究员指出，2014年的美国政治中缺乏全国性的重大争议议题，公众政治意识相对冷淡，多方参与者政治行动的非对称特征比较明显。联邦和州政府领导层相对稳定，府际互动中也呈现出非对称行动特征，在移民改革和《真实身份法》部分落实中都得到体现。在政府治理中，选举财务改革、医保改革落实以及网络规制等举措都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社科院美国所王孜弘研究员指出，包括就业上升与赤字下降等在内的主要经济指数与数据表明，2014年美国经济仍处复苏通道。与此同时，美联储平稳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利率通胀仍保持双低。2015年，消费仍是促增长的基石，制造业推动就业增长，能源领域存在看点，房地产业仍然敏感但影响有限；加息影响全局但难有冲击；美元升值具双重作用。
关于美国社会发展，社科院美国所周婧副研究员指出，2014年美国在医疗改革、移民改革和同性婚姻合法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相关分歧仍然严重，加之“弗格森事件”引发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整个社会的碎片化趋势愈发明显。为了援助经济上的弱者，并降低医疗费用，2014年美国政府全面实施奥巴马医改法案。在移民问题上，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应对2013年10月开始在美墨边境出现的大规模偷渡儿童潮。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占有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席，奥巴马政府推进移民改革的空间有限。
关于美国外交发展，社科院美国所刘得手研究员指出，2014年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关系领域应对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伊核“6+1”谈判和美古关系“破冰”。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整体相对温和的立场，其原因包括综合国力相对下降，财政开支削减，战略收缩态势明显；新孤立主义情绪普遍存在；国内事务牵扯了大部分精力。未来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还是亚太，会继续大力推进再平衡战略。
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发展，社科院美国所樊吉社研究员指出，2014年度美国对外战略虽然呈现较强的连续性而非重大调整或者变化，但奥巴马政府在诸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政策和战略延续了多年来的调整态势。回顾2014年奥巴马总统的西点军校讲话、美国应对克里米亚危机、反恐与打击“伊斯兰国”、推动伊核谈判、处理朝核危机和亚太再平衡等议题上的美国政策行为，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的对外战略思想愈发清晰，此即各国学者关注、讨论已久的“奥巴马主义”。
（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自2010年实施以来已有四年之久，不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得到了美国国内政界和外交界跨党派的支持。但随着该战略不断推进，也逐渐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有学者甚至提出美国是否会放弃这一战略的质疑。及时总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新发展与新挑战，对于中国制定自己的应对战略非常必要。
社科院美国所周琪研究员指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与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原因促使奥巴马政府做出把战略重心转到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决定。美国加强了同传统盟国的关系；积极发展同亚太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增加了在多边机制框架下对东盟的参与。“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特点包括：军事方面的“再平衡”比其他方面进展得更快、计划更周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为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支柱；在亚太地区内也进行了战略重点的“再平衡”，从过去更重视东北亚转变为加大了对东南亚的重视。虽然，迄今美国政府对“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试图继续推进这一战略，但与此同时也遇到了挑战。“再平衡”战略招致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给美国所期望的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同中国的合作造成障碍；非军事方面的进展缓慢导致“再平衡”战略被视为主要是一个安全战略；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引起美国军事力量被缩减；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牵制了美国的全球关注力，也使奥巴马政府被批评为在履行承诺方面表现软弱。如果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新挑战，“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必然大打折扣。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韦宗友教授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新发展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忧虑正在加深。以前美国认为中国能力的上升导致中国已经不再体系内运转，而近一段时间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一系列新倡议更是令美国应接不暇。第二，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忧虑持续强烈上升，以智库为集中体现。第三，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显著增强，认为中国在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上史无前例，幅度过大。第四，美国加强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菲律宾的海上巡逻力量，以保证能部分地与中国进行有限应对。第五，美国希望以日本的力量制衡中国在亚太作用的增长。第六，美国自身直接来制衡中国。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大致有五点。第一，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建立了二战后的亚太秩序，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海上霸权形成了挑战。第二，对中国的失望感，美国认为中国在美国带领的全球化的体制下获益最大，却把矛头指向美国。第三，美国国内认为奥巴马在对华问题、乌克兰问题上过于软弱，对他的领导风格有所质疑。第四，周边国家，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担心美国和中国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有关系，一直小动作不断。第五，中国近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国近两年来倡议特别多，在言语和行为的协调性上不够。倡议多，嗓门高，协调差。
关于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在亚太再平衡议题上的认知，社科院美国所刘卫东副研究员指出，国会在再平衡战略的推出和实施中也发挥了重要而微妙的作用。首先，原则上国会两党一致支持并重视亚太的政策，对于行政部门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予以积极评价。其次，国会认为再平衡的实施条件不够充分，对其前景也存在隐忧。再次，国会内部在很多再平衡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对于是否授予总统“快速贸易权”的问题，关于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问题，以及中国如何定位的问题。
社科院美国所何维保助理研究员认为，历届美国国会所进行的涉及南海问题的立法活动表明，美国国会与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有相当大的共识，美国国会经常会根据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配合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
关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美印关系，社科院美国所李恒阳助理研究员认为，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新一届政府总理，美印双方加强合作的意愿十分明显。莫迪政府希望引进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促进印度经济发展。印度还希望美国能帮助其维护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奥巴马政府则把印度视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希望其在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美国政府希望加强双边经贸往来，在新兴市场中获得更多商机。2014年以来，美印两国在亚太战略、国防产品、民用核能及气候变化等方面都开始了务实的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双方在经贸领域、防务合作方面还存在分歧，巴基斯坦对美印合作持有不同看法，这些因素都是两国关系改善的掣肘。
关于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国的中东政策，社科院美国所张帆副研究员指出，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举措并未牵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原因有四：中东近年来并未发生威胁能源安全的重大危机；美国本土没有发生源于中东极端势力的、类似九一一事件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奥巴马政府在该地区处理促进民主和防扩散问题时，谨慎、低调，强调以非军事手段应对挑战；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评估，伊斯兰国危机并非对美国关键利益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在低调处理的同时，奥巴马政府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契机，尝试与伊朗合作的空间以及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新途径。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美国在中东遭遇的挑战及其应对举措，不但不会牵制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有可能在维护其在中东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为亚太或其他地区腾出战略资源。
（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就2014年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社科院美国所仇朝兵副研究员指出，在中美两国共同认同的“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成为引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下，2014年中美关系取得许多积极或突破性进展：高层对话频繁，政治互信得到提升；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突破；气候变化合作取得突破；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在地区及全球层次上保持着密切安全合作。两国在经贸、人权、海洋争端、网络安全、美国对台军售、香港政制发展、新疆和西藏等领域的分歧，基本得到妥善管控。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黄平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着三种逻辑可能。一是此长彼消。一方面，中国的“此长”和美国的“彼消”，这与美国遇到的挑战是具有相关性的（包括经济增长），我们长的方面正是他们的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竞争；另一方面，是我们的长与他们的消虽然是同时发生但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们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不是抢占了美国的市场和机会;二是此长彼长。在创新能力、法治程度、教育水平、科技发展等方面，双方都在增长。这样的话，就要解决如何相处的问题，而不能简单效仿英国两国之间的对比；三是此消彼消。两国都面临困难和挑战，如能源短缺、环境问题、就业压力。这里面就存在可以寻求的共同利益、交叉利益的巨大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目前美国战略界总体的对华焦虑感较强的原因有三：其一，他们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没有信心，对能否克服问题没有把握。美国战略界对自身的焦虑投射到了中国，对中国的判断是比较负面的；其二，美国原来对中国有三个期待，现在发现这些期待出了问题：政治上中国成功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国际体系上中国在谋求突破；商业利益上美国企业的超额利润缩水；其三，美国战略界把南海问题看得太重，认为中国对待南海问题的态度是中国是否走合作路线的指标。金灿荣教授提出，从短期看，中方要抓住第七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与第六次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平台，释放出积极信号：在改革的同时强调开放；在区域合作上的开放地区主义；接受国际规范；尊重美国核心利益，同时强调也要强调自身利益。从长期看，中国一方面要好好发展自己，在努力获得美国尊重的同时，也适当尊重美国的合理利益；强调公平竞争与大国风范；努力建立中美机制化的合作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指出，过去35年（1979-2014）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观念即融入与接触正在瓦解，需要重新建立中美战略共识。美国过去35年对华政策已经过结束了，中国已经完全加入国际体系了，美国要开始考虑新的政策。2012年，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对新时代背景的一种设计。中国已经从弱国变成了强国、大国，中美之间的实力在逐渐接近。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开始。在这个背景下看亚太再平衡，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后，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官方设计的一种战略方式。亚太再平衡的特点是要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地区设计的，方式综合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个方面。对华是以规制为主的。希望通过规制来限制和规范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基本考虑。未来35年，中国和美国在实力上或将更为平等。中美亟须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新的共识就是中国在现有的体系内发展和崛起。我们希望可以构建一个框架，中美两国可以在框架内和平共处，有限的竞争，有效的合作。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两军关系发展，军事科学院赵蔚彬研究员指出，在两军层面上的所谓“三大障碍”将持续存在，但如妥善处理就不会对两军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应持续推进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加强战略沟通，有效管理危机，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拓展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研究员认为，处理中俄、中美关系不是要做成三角关系，而是要并行发展。中俄关系要发掘内生动因，让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更为符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要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战略和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中美应当具有跨太平洋安全观，共同为世界提供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公共产品。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南海问题，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张洁副研究员指出，美国直接插手南海问题的根本意图是为维护在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权。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最初岛礁建设的目的并不是针对美国，但是现在必须做出回应。美国对中国“岛礁建设”巨大反应的原因包括：建设规模远远超出周边国家，完全改变了原有岛礁的面积、结构和物理属性，逆转了相关各方在南海的实力对比态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大，军费支出高涨且缺乏透明度；中国战略意图不明，至今没有明确南海断续线的性质。
张洁认为，美国对中国大规模的岛礁建设做出的基本判断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中国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走，应该把南海问题定位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利用双轨思路，强化顶层设计和高效协调，落实岛礁建设的民用化与国际化。
李 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辑
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赵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