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暴恐、黎巴嫩袭击、马里空袭（其中三名中国人遇害殉职）、俄罗斯客机确认被“伊斯兰国”击落、"IS杀害中国人质”，这已经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不得安宁。而24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以及随后俄罗斯的反击，再次让中东乱局进一步复杂化。大多数评论是就事论事的。然而，这其中有没有一条线索，能从全球格局变化的角度，“俯瞰”中东，而不是就中东、论中东？

金融界和能源界习惯将地缘政治称之为“事件”，关注“地缘政治事件”对资金流向或能源价格的“冲击”。这是一种短期视角，它固然有助于分析短期资金流向或短期能源价格走势，但我们还需要大趋势的判断。

2013年10月，我与当时的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人员们共同撰写了专著《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陈晓晨、徐以升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在书中，我们着重表达了如下逻辑：

美国正在进入康德拉捷夫周期中的收缩周期，由此产生全面的战略大转向，包括：

书中认为，美国的战略大转向将引发一系列后果，包括全球秩序的紊乱、各国军备的增加、石油价格长期走低、美元走强，给全球能源投资、地缘形势和通道安全带来不确定因素，全球将因此更加动荡。尤其是美国将战略性地“撤离中东”，并且对地缘政治动荡有更多的容忍度，这样会使得美国对中东失序“作壁上观”，如果不是令其更加恶化的话。一句话，美国大转向将导致全球失序与中东乱局。

本书完稿两年多以来，各种事态的发展被我们不幸言中。2014年5月本书出版以来，有三件重大事件印证了上述逻辑：乌克兰危机、ISIS崛起和欧洲难民危机。而俄土争端将是这个逻辑的最新进展。

“美国大转向导致全球失序与中东乱局”只是一个判断性的大框架。我在此将用这个大框架具体解释当前中东的乱局，这个解释至少包括如下的逻辑链条——

第一个链条，“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美国直接治理下的中东体系解体，导致了中东出现群雄并起逐鹿的局面，尤其是土耳其、伊朗相对崛起，从而使得以色列、沙特、土耳其、伊朗在中东形成均势。然而，这种均势没有导致英国式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而造成叙利亚式的各方混战——阿萨德、库尔德人、土库曼人（背后是土耳其）、ISIS，“敌人的敌人仍然是我的敌人”。因此，土库曼人在打ISIS和阿萨德，俄罗斯在打ISIS和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在打ISIS和土耳其人，然后土耳其在背后捅了俄罗斯一刀。

第二个链条，美国战略性“撤离中东”，将使美国从直接介入中东转向寻求代理人，间接控制局势。在上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周期（1969年-1983年），美国在中东采取的就是“双支柱战略”，即大力扶持沙特和伊朗（当时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美国盟友），顶住苏联压力，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1.0崩溃后锚定石油-美元体系。现在，美国如法炮制。只不过伊朗早已成为敌国（虽然关系在缓和），沙特在军事上“烂泥扶不上墙”，连个胡塞武装都搞不定。因此，土耳其就成了美国在中东新的倚重对象。如果说乌克兰是美国打入欧俄之间的“楔子”，那么土耳其现在就像是美国战略性撤离后插入中东的一把“尖刀”。这又顺便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最终还是拒绝了中国的“红旗9”，以及他们的“大土耳其之梦”再次兴起。

第三个链条，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将引发全世界的地区国家自行增加军备，其中尤以中东为甚。在《美国大转向》一书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中东的军备增速是全世界最快的，尤其观察到了沙特等海湾国家军备的增加。显然，沙特军备的增加已经超过了防范伊朗的限度。那么，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知道，某些海湾国家直接或间接支持包括ISIS在内的叙利亚反对派，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瞎说的实话。

第四个链条，在强势美元和“能源独立”的助推下，石油供给面松弛，使得国际油价的地缘政治弹性下降，即“战争溢价”降低。在弱势美元下，战争很轻易地推高油价，例如“两伊战争”的爆发和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那样。但是在强势美元下，战争对油价的推高作用就不明显了，甚至难以抵挡油价跌势。海湾战争发生后，国际油价反而一路从24、25美元走低到当年年底的19美元；而从2014年6月ISIS“建国”到现在，油价反而从100美元左右跌至40多美元。在对中东依赖降低的大势下，“战争溢价”又下降，美国就更加不必担心地缘政治冲击油价——这还不考虑ISIS用极低的价格在向日本以色列供油，进一步打压拉平“战争溢价”。中东打得乱，油价走得稳，一些人认为这是“怪象”，但其实是符合逻辑的。

第五个链条，中东局势与欧美的资金流向的逻辑发生变化。中东乱局更加冲击欧元而非美元，这使得欧元汇率从2014年夏开始一路走低，更不用说美国战略界还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加剧欧元区的困境。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欧洲的危机一个接着一个，这绝不是偶然的。

总有人将战略分析斥之为“阴谋论”，认为不存在一个“美国战略”，美国的对外政策只是若干官僚机构互相博弈的结果，而且与金融也无干。这就是对美国决策过程的无知，也太小瞧美国的战略精英了。

确实，当我们说“美国”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不同的决策体系和一整套官僚系统。然而，即使精确到部门或个人，也应当看到，美国战略精英拥有殊途同归的价值观、受过相似的战略教育、都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他们确实把大量时间用于分析其他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确实存在领域交叉，但这本身也是评估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过程。我在写作《美国大转向》期间，一直得益于美国国防部一些朋友的帮助。他们对我说，美国国防部也是要评估美联储的政策。因此，虽然不存在一个“上帝”指导美国的大战略，但各个官僚机构的合力也会把美国的战略引向大体相似的方向，虽然其中永远少不了折冲、反复和应付差事。

俄土争端的发生和发展有很多复杂原因，但全球格局与体系层面的原因是最基本的。其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至关重要。现在，这是一个处于收缩中的、输出全球大通缩的、仍然四处插手的、但并不提供秩序这个“国际公共品”的霸权国。我们可以预测，在这样的国际权力格局下，将会继续发生类似的冲突与动荡。

接下来一直到2016年，这种趋势都将持续，对国际资本流向、美元-石油逻辑、美元-黄金逻辑、美元-欧元逻辑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不仅是中东大乱局，更是全球大失序。这同时将为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推进“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带来机遇与挑战。作为投资者，准确把握这个大趋势，将有助于在2016年趋利避害。

（陈晓晨，秦朔朋友圈的一员，曾在《第一财经日报》任资深国际记者和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助理。期间与第一财经研究院全体成员一起，共同撰写了《美国大转向》、《世界能源新格局》与《大分化》“三部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