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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亿万富翁数目已经从3个升至568个。 据《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2016年大中华地区以568位十亿美金富豪人数首次超越美国,北京更是取代纽约,首次成为全球“十亿美金富豪之都”。而新的千万富翁队伍也正以几何级数壮大,他们拖家带口,尤其是把他们的“富二代”孩子,送到了北美。
这些顶着“富二代”神秘光环的海外留学生们时常让我们感到熟悉而陌生。金钱、阶级、海外、年轻而奢靡、嚣张跋扈、迷失…任何有关他们的话题和标签总能触动人们的神经。这些年,成千上万中国的“富二代”们前赴后继地涌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正是最近距离见证了这个特殊群体生活的地方。那中国“富二代”到底在北美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Vocativ曾拍摄过一条关于南加的中国富二代在美国开豪车的视频在Youtube上走热,并迅速的收获近一亿的点击率。或许从中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这些中国精英孩子们的奢华生活。
这群富有的中国孩子在加州LA的San Gabriel Valley秘密聚集,这个地方有大约61%的亚裔人口。
从手袋到名车,他们身边都包围着可以炫耀昭示他们财富的奢侈品。
他们站在闪耀的镁光灯下,参加狂欢派对。
但要说到焦点,恐怕是这些豪车了。来看看,一辆价值130万的Bugatti 16.4 Veyron停在酒吧旁边。
还没完,这里简直成了名车展览场,四十万的Lamborghini Aventadors居中,左边是三十万的Rolls Ghost,右边也是三十万的Bentley Muslanne。
他们喜欢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晒自拍。看,一位年轻美女正在25万的McLaren MP4-12C超级跑车和12万的Audi R8旁边摆POSE.
看,不费吹灰之力又找到另外一辆价值$265,000 的McLaren 650S 的身影。
至于$200,000 的Ferrari Californias和 $250,000 Ferrari 458 Italias 更是随处可见。
像这样 $140,000 的Maserati GranTurismo 和$120,000的 Aston Martin Vantage 的跑车,仿佛成了上班族常开的“街车”。
有时,为了在人群中标新立异,他们会改装座驾。像这辆绿色的vinyl-wrapped Aventador到晚上会成为吸引目光的焦点。
拍摄者曾经跟这辆灰色的Maserati 主人交谈,她当时在考虑这辆Maserati 变成红色会不会更好看。她说自己是大学生,但不会每天开Maserati 上学,代步的是另外一辆$50,000 Audi A5 。
这辆$188,000的Bentley Continental GT是一个加州大学研究生的座驾,他从波士顿搬到LA后买下这辆车。
这辆白色Ferrari California 的车主说,他有三辆Ferraris ,这是最新款。被问道为什么要买这辆车,他任性地说,因为它叫California ,而他又准备在California 上学,这样的巧合很“浪漫”。
最近,有一部在温哥华以及国内都非常火爆的真人秀!
《公主我最大》
以富二代们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展现前往北美留学的中国大陆富二代们极致奢华的生活,再度引发热议。纽约客专门派了评论员去采访这些中国“白富美”,见识了她们在的奢华生活。
11月,一个清冷周日早晨
Weymi Cho开车到了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酒店接我。她又买了新车,一辆白色玛莎拉蒂GranTurismo配置红色真皮内饰。她昨晚就只睡了两个小时。一个新的卡拉OK机已经安装在她的豪宅里——这座豪宅价值400 万美元,还有无敌的城市海景。她和几个朋友整个晚上都在唱歌喝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凯歌香槟,创立于1772年的知名法国香槟品牌, 隶属于奢侈品集团LVMH)。 Weymi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身材苗条的女生,有一双大眼睛,长发及腰,她穿着迪奥的丝绸衬衫。她有着一种含蓄的爆发户 的气息。现在是刚过10点多一点,所以我们决定去购物。
Holt Renfrew,在温哥华是相当于一个巴尼斯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的地方, 这是Weymi周末常去的地方之一,尽管她觉得这里的东西不够多。 “这比不上拉斯维加斯,那里显然是一个更好的购物天堂,”她一边解释一边开到了目的 地。Weymi的英文带着微妙而明显的口音,当我切换到普通话时她明显松了一口气。她停止了侃侃而谈转而专注于店内的欧洲品牌,她觉得买买买仅仅是一种货 币流通的形式。一个侍女的月工资,她说,大概是一双Roger Vivier(巴黎时尚品牌)的缎布高跟鞋的价格。一个晚上的消遣可以花掉半个爱马仕铂金 包包(柏金包是一种奢侈品文化的象征)。在她3月份的生日会里,不到一个小时内她就花掉了两三个芬迪手提包——一个这样的包包大概三四千美元——然而对于 Weymi经常举行的派对来说,三四千美元只能够提供不足一个小时的酒水。
在 Holt Renfrew的店里,Weymi认出了一个同样从温哥华时装学院毕业的老同学,她现在是店里的售货员。她的老同学谈到了中国客户对于店里的奢 侈品的态度。 “华人简直把这里当做一个超市,”她说。 “一个三千美元的衣物包包就像只是一盒牛奶。”另一位女店员也哀叹道,这样的挥霍别人根本无法理 解。 Weymi表示同意, “我现在根本不看香奈儿包包了,”她举了个例子, “每个人都和他们的阿姨现在都有一个香奈儿的boy bag”。
Weymi 在十四岁的时候搬到温哥华,就读寄宿学校。她老家在台湾并且她在那里长大。她的父母在台湾经营着成功的半导体企业,不过她的父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她和妹 妹很早就开始读国际学校,为留学做准备。夏天她们会在美国或澳洲旅行。 “我爸爸总是希望我们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告诉我。“他们计划送我们到西方国家。”
这个真人秀是用普通话和英语拍摄的,目前正在网上热播,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在热切地关注着。剧情设计为大部分的年轻女生在金光闪闪的奢侈品中和别人轻蔑的目光 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女生们疯狂地消费以证明自己的财富地位,充起傲视他人的排场。
暴发户被鄙视的现象好像仅仅只会出现在中国,但中国的情况又和别的国家是不一样。在中国,爆发户们没有旧贵族可以效仿,又没有消费大笔 金钱的经历。他们赚了很多钱,却不懂如何合理的花钱。我问了部分“超富亚洲女孩”关于这种成为大家既羡慕又唾弃的对象的感觉。 “在我们的节目的网络论坛 里,人们总是义愤填膺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炫富?”Weymi耸耸肩无所谓地说。 “我并不认为我在炫富,这就是我的生活常态啊。”
结束购物之后,Weymi和我去了该真人秀第二季大结局的拍摄现场。拍摄地点是在一家高档的泰国餐厅,这里已经清场完毕。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于是我和 该剧的创作者,Kevin K. Li开始闲聊。Kevin今年37岁,是出生在温哥华一个讲广东话家庭并且曾温哥华的广播影视行业中工作过。他告诉我, 他曾设想将该档节目设计为“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的混搭。现在这个他最爱的节目日益受持续的关注,他因此获得了另一部剧“真实主妇”的专营权。他说, “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想知道这些孩子们所过的豪华生活,我就得去到加拿大、美国和亚洲去寻找。”
Kevin说筹备这个节目非常容易。他只是 通过拍了一个简短的宣传视频就得到了成千上万的关注,在宣传视频里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展示了她各种品牌包包的收集和她开着兰博基尼兜风的奢侈生活。他告诉 我:“当地一家媒体转载了之后,这个宣传视频像病毒传播一样疯狂地被转载,传播到世界各地”。富二代们开始不断地联系他,为了得到出演该真人秀的机会。 “富二代的主题正炙手可热。无论富人穷人,每个人都非常好奇,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渐渐地,剧组的其他成员都到了餐厅——到处都是 Helmut Lang, Alexander McQueen(均为奢侈品品牌)和玫瑰金的iPhones。Diana是攻读经济学和亚洲研究的学生, 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今年23,曾经住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她大学里的一个朋友,Chelsea,是这里唯一的已婚妇女。她最近怀上了她第一 个孩子,但看起来仍然非常苗条,穿着粉红色公主裙,裙子上面点缀着精巧的羽毛,搭配着高耸的Gucci高跟鞋。尽管全身上下都是奢侈品,但这身的搭配看起 来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婴儿鸵鸟。Ray,是就读于U.B.C. 金融专业的学生,她带了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同样是一个富二代。Pam,26岁,是这群人中 年级最大的和反应最灵敏的。当女生们在等待拍摄开始的时候,她们互相之间像法医一样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评论着彼此的衣束和配饰,在他们这种无意识的攀比行 为里即有竞争也有恭维。仿佛在这种大家都在持续疯狂消费的生活里,她们彼此之间已经培养起一种亲切感。
Kevin向这些富二代们提问了一系列问题:“Diana以低收入的一天生活的感觉如何?”(Diana:不是很好。)“在洛杉矶的房子找得怎么 了?” (Diana:府邸很好但地段太差了。)当Kevin问到关于和下层阶级约会的困难是什么地方的时候,Diana稍微地停顿了一些,她犹犹豫豫地 说“它真的很困难。我以前已经尝试过了,它只是”——她犹豫了一下继续道——“只是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尴尬和不舒服。”
然而,镜头之外的交流更能揭示她们的日常生活。突然地,Diana向所有人宣布“我要整容。”她听说了精通整形外科的韩国现在发展了最新 的创新3-D成型技术。她说这是无创的,并通过各种支架和其他设备旨在重塑国际对于亚洲文化中的椭圆形脸部的重视。
Weymi帮腔说:“上一次,我和父母、妹妹去韩国的时候,我就想整容,但我的父母死活不同意。”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Diana满不在乎地说,“而且非常自然。恢复期只需八个月。“
当我问她为什么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要忍受整容过程,Diana即困惑又怜悯地看着我。
“当然是为了一个更美丽的脸啊!”她说。
中国是北美、英国、澳洲等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尤其是那些富豪,为了能让子女读名校,不惜动用高额资金。据胡润研究院《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同时,中国银行的研究和胡润百富的报告指出,60% 的中国富人正在申请移民国外或正在考虑申请。
中国人正在以每年四千五百亿的速度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去。大部分财富投入到房地产中。根据全国房地产商协会,中国买主已成为美国住宅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汇来源。
西方是许多中国新富的计划移民地点。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新富们已经席卷全球各大城市,例如纽约和洛杉矶,他们在这些城市里抢 着投资房地产,想方设法抹除自己遭受的种族歧视还有绞尽脑汁扩大自己的财富。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要移居外国呢?
为什么热衷于送子女出国留学呢?
有的担心污染。有的想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学广在中国取得学士学位,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系统的竞争非常激烈。”他继续说:“好的学校只有这么些名额,到了一定的层次,无论你有多少钱都无法进去。”但是,对中国富人来说,移民的最根本原因是对财富安全的担忧。这种担心部分源于对中国经济放慢和股市不稳的焦虑。
Paul Oei或者算是富人移民的一个代表,他一个长着短硬银发、很爱说话的50岁男子。我向他介绍自己,他马上和我一起自拍一张照片,并贴到Instagram 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打招呼的习惯方式。然后他递给我三张名片。在第一张上,他是有机生态中心公司的CEO 和创建者,这是一家堆肥公司,也是这个真人秀的赞助商;第二张名片上,他是温哥华华裔小姐选美活动的主席;第三张是加拿大Manu 移民金融服务公司的老板。 Manu 是保尔十年前创立的公司,为出国的中国公民提供移民策略、投资和融入方面的咨询服务。对于想在温哥华安身的富二代来说,他是一个替人解决问题的非官方大使。
Paul Oei说,有太多的中国人要移民到温哥华来,Manu公司的潜在客户多得都照顾不过来了。“他们想都不想就买下房地产,” 他说,“和纽约、洛杉矶、香港或日本比起来,这里很便宜。第一,房地产的经济效益很好,第二,这些人钱太多了,他们想进入新的投资领域。”
我问他,他的这些客户可以算是中国的最富1%吗?“我不认为他们是最富的1%,”Paul回答,“可以说是1% 到2% 之间。”他的客户大多在内地城市的制造业发财,而最最富裕的人则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金字塔的顶尖都有政治背景和关系网,” 他说,“他们用不着把财富转移出去。”
几天后,Pau请我到温哥华市中心一家新开张的中国餐馆去吃晚饭。看到停车场上有宾利和路虎,外面有广阔的海景,还有88美元的北京烤鸭,我就知道这家饭店的顾客是什么层次的了。我们喝着香香的、从小小的陶锅里倒出来的冬菇汤,Paul详细介绍了想在加拿大扎根的中国家庭的目标和态度。起先,他们 把这看作暂时的安排。“他们刚来一、两个月就想回去,” 他说,“这个新世界太枯燥乏味了。”转折点一般发生在一年半后。“通常是孩子毕业了,他们说,‘我喜欢加拿大,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我不想回去了’。”
饭店的老板胡艳在我们的桌旁停下,和Paul打招呼。她四十多岁,有着饱经风霜的两颊,很有效率的举止。她在北方的西安曾是个成功的饭店老板,两年 前来到温哥华。我问她是怎么决定移民的,她笑着摇摇头。“我丈夫在温哥华度假,他的几个朋友拖着他去看几处开放房子,” 她说,“没多久我们就签了在这里买房的合同。”
让她考虑留下来的是11岁的儿子。她说,儿子目前在洛杉矶参加少儿高尔夫循环赛,为了儿子,她正在计划慢慢向东部迁移。她自豪地解释,她的计划是在 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最终在纽约开餐馆。我问她为什么要去纽约开餐馆,她惊奇地看着我说:“当然是为了我儿子啊,最好的大学都在东北部,今后他会在那里生活。”
胡的这种优先安排,是她这一代人很典型的考虑,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批创业者。他们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能够在一种新的特权环境里养大自己的孩子。独生子女政策遗留下来的观念,又使他们对子女的期待更加强烈、集中。而且,贫困和落后的记忆仍然活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我想起Ray告诉 我的话:“父母以前越穷,他们就越想让孩子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欲望,不仅来自实际的考虑,而且还出自对于名望的向往。Paul的观点也很重要:他的客户不是中国顶级富豪或有最高关系网的人。他们希望孩子能获得本来得不到的文化和政治资本。有关富二代讨论的根本问题是,在中国这个刚开始成熟的国家,有一种对未来精英的普遍担忧。
人们普遍认为,富二代是在为将来继承父母的事业而接受培养,但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真人秀的一个女孩告诉我,“我爸爸辛辛苦苦地建起他的公司,他可不想让我毁了它。他对我说:‘如果你没有本事继承公司,那还是每个月拿一笔钱,让别人来管吧。”父母们通常是给儿女一笔钱,让他们开个小公司,测试一下他们做生意的能力。”Weymi的父母答应给她五十万美元来创建一个双语的豪华生活杂志。这个杂志将会在 高级商店免费发放,以营造豪华奢侈的气氛。“我不打算靠这个杂志发财,”Weymi说,“但是我的朋友们都同意:这个项目太适合我了。”Ray的男友还在读大学,他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开一家传送式寿司饭店,他父母会投资很多钱。“我计 划把菜单放在iPad 上,点菜时还可以打游戏,”他告诉我。
在真人秀认识的所有女孩中,唯一有工作的是Pam。她有三个工作,每周开开心心地做70个小时。她是真人秀的制作人,又在叔叔的一家温哥华拍卖行工 作,同时还经营自己的模特中介公司。有天早晨,我陪她从一个工作跑到另一个工作。我们在一家服装店见面,店里搭了一座临时T台,她在那里为一项慈善活动招 考模特。然后她开车去拍卖行。她显然十分喜欢这样跑来跑去。“朝九晚五的工作太枯燥了,而且没机会认识新的人,”她笑着说,“我最大的缺点是完成不了枯燥的工作。”她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虎头蛇尾。
Pam精力过人。她说话时带着很多英文俚语和中文谚语,让人感觉自己有个分屏大脑。她来自哈尔滨,到温哥华来读初中。她十五岁前就自己租房居住。她告 诉我,“如果我还在中国,我是不用担心吃住的。离开我家庭这么远,使我更感激他们作出的牺牲。”Pam回忆,读大学时,她在等家里电汇一万五千美元。几天后,她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银行结款出了一点小问题。后来一个亲戚透露,她妈妈的生意正濒临破 产。“我意识到妈妈竭尽全力不让我着急,我一下子清醒了。想到自己那么粗心,真是悔不可当。”
我们拐入一排商店的停车场,把车停在一块“Vanderful 拍卖行”的招牌跟前。“Vanderful” 是 “ wonderful” 和 “Vancouver”两个词的一语双关。Pam把我领进展览室,里面放满了中国画、马的瓷塑、雕刻很繁复的红木茶桌。她是公司的营销部长。作为公司里唯一 会说英语的人,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中文拍卖目录翻译成英文。她带我参观库房,指指玻璃橱窗内一小块有雕刻的竹子,说那是给写书法的人垫胳膊肘的。“应 该叫它什么?” 她小声问,然后羞怯地说,她最后把它译成 “elbow lifter”。她叹口气,“这个翻译工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难得多。有些词英语里根本没有。”
我在温哥华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它似乎表达了一种错位感,而这种错位感伴随着他们那令人羡慕的国际化生活。我们在一只精美的清代衣橱前停下,我问Pam,她有没有想过到中国去工作?她思考着这个问题,手指滑过衣橱镶面上雕刻的凤凰。
“关键是,我不知道现在自己还能不能适应那里,”她慢慢地说,“我不懂父母的那种中国式的做生意方法。西方人都很直截了当,但你在中国谈生意时,重 要的是没有说出来的话。你想要的东西,你得遮遮掩掩地暗示。在中国,他们都把我当一个幼稚的孩子,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外星人。”Pam和她的很多朋友都是十几岁就移民过来的,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加拿大人,或总的来说西方人,是神秘莫测的。她们的父母希望这个文化中心成为她 们的家,这个城市却又是难以捉摸的。可是,因为她们在中国急剧变化期间离开了那个国家,她们在中国也觉得像外国人。
有一晚,我和Weymi一起吃饭。这一次她穿得很随意– 长到膝盖的羊毛开衫,明智的平跟鞋,没有化妆。我们去列治文一家名叫“小四川”的普通中国饭店。列治文是加拿大出生的华人领地,有点像纽约皇后区的法来 盛。Weymi开着车,我问她,和亚洲国家比起来,她是否更喜欢温哥华?她说,是的。她敲打着方向盘说,“是这样的:在这里开车,如果我想拐弯,我打开指示灯就 可以拐弯,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我在亚洲第一次开车时,打开指示灯,人们不是放慢速度,而是立刻加速,不让我拐弯。我气得发疯,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和 别人一样了。在亚洲,我拐弯从来不打指示灯。我想拐弯就拐弯。没办法。”
“小四川”比店名所暗示的要稍大一些。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华人。我们进去时,Weymi招手和一桌吵闹的青年打招呼。“在这个地方,谁都认识谁。”她心不 在焉地说。我们点了菜,她问:“你想不想看我和贾斯汀•特鲁多一起的照片?” 她滚动着手机。“他那时还不是总理,我请他一起拍照。我喜欢贾斯汀。实际上我喜欢几乎所有的加拿大政治家。” 但她又说,西方人在大麻合法化和取缔死刑等方面太开放。
我们吃着,谈话转向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加拿大有多显著。“你去过东哈斯丁吗?” 她问。她指的是温哥华的一个社区,有些像洛杉矶的贫民区,但四周都是时髦的酒吧和百万美元的公寓。“这种地方贫富差别最显著了。不过大多情况下这里的生活 还是不错的,” 她停了一下,“至少,比中国好多了。” 她回忆有一次去上海,不小心走进了农村打工者聚集的贫民区,又说起中国南部云南农村的贫困地区,她母亲就来自那里。
Weymi还提到,当她在上海时曾误入一片农民工住的贫民区。她还提到了中国云南,她妈妈生于此地。“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和我讲那里是多么的贫穷。那是一种让你感到可怕的贫穷。” Weymi的外婆靠洗衣谋生,“我妈妈不希望过外婆那种生活,总是在村里八卦家长里短。都是些典型的鸡毛蒜皮,但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Weymi摇了摇头,深吸一口气问:“你能想象吗?”
素材来源 Business Insider 编译: Shirmy/ 纽约客 编译: KatyQi,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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